分子病理诊断的现状与思考

·综述·分子病理诊断的现状与思考

李寅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南阳 473003）

摘要：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分子病理诊断发展进程与国外基本呈同步趋势，20世纪80年代的DNA原位杂交

是我国国内最早的分子病理诊断，随后，在越来越多的肿瘤相关基因被发现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检测、抑制癌基因的分子病理技术应运而生。

关键词：病理学；分子病理；问题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R741.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613/j.cnki.1671-3141.2018.65.020本文引用格式：李寅.分子病理诊断的现状与思考[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8,18(65):39+41.

Current Status and Thinking of Molecular Pathological Diagnosis

LI Yin

(Nanyang Medical College, Nanyang Henan 473003)

ABSTRACT：Generally, development of molecular pathological diagnosis in China shows synchronization trend with foreign countries. In 1980s, DNA in situ hybridization was the earliest molecular pathological diagnosis in China. Subsequently, with more tumor related genes being found, more molecular pathological diagnosis technology emerges including detection and inhibition of oncogene.

KEY WORDS：Pathology; Molecular pathology;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0　引言

所谓分子病理诊断，是指通过对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在基因水平的角度上对细胞和组织的分子遗传学变化进行判断和检测，继而在病理诊断、靶向治疗、预测反应及判断预后等方面都有极大帮助的一种病理诊断技术，是转化医学范畴中的一种。从本质上来说，可以将广义的分子病理诊断定义为基于组织和细胞分子水平上的疾病诊断，而就其狭义而言，则是将基于细胞或组织基因水平的病理诊断称为分子病理诊断[1]。

1　我国分子病理诊断的发展现状概况

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分子病理诊断发展进程与国外基本呈同步趋势，20世纪80年代的DNA原位杂交是我国国内最早的分子病理诊断，随后，在越来越多的肿瘤相关基因被发现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检测、抑制癌基因的分子病理技术应运而生。在21世纪初期，肿瘤靶向药物的使用使靶向诊断由此诞生，FISH检测乳腺癌HER2基因扩增、ARMS法检测肺癌EGFR基因突变等都是我们并不陌生的技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医院都已经应用了分子病理诊断，因此，可以说，近些年我国的分子病理诊断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但尽管我国的分子病理诊断和国际基本同步，与之相比，在普及和认识程度上、规范化程度上都还存在着很多的差距[2]。

下仔细对所取的组织和细胞进行识别，从而对是否为病变组织或肿瘤组织进行判断的严格诊断，如果操作不标准，不仅会给患者造成经济损失，更会错过诊断和治疗的最佳时机。2.3　技术不规范，专业素质有待提高。首先，部分从事分子病理检查医师未经过分子病理训练，在检查过程中，无法正确解释检查结果，无法准确为病人解答问题，因而在指导技术员开展实验工作时存在很多不便。除却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分子病理技术员从病理组织学技术员转行而来，没有接受系统培训，掌握的分子生物学知识过少，无法处理一些紧急情况。其次，很多医院对的设备和设施不符合实验要求，这也十分影响分子原理诊断的实施及其诊断结果。

2.4　质量控制和监督不到位。有些分子原理诊断单位不进行质量控制，这直接对分子病理检查结果的可信度和准确性造成影响。很多单位的检测均是出于自觉，没有严格的要求和惩戒措施，因而造成一种懈怠局面。

2.5　应用范围有所局限。目前分子病理诊断的应用领域有所局限，依然存在很多疾病无法应用分子病理诊断，依然有很多的分子机制有待研究，依然有关键的基因变化有待揭示，分子病理诊断的范围必将进一步延伸。

3　对分子病理诊断所存的思考

首先，行业协会应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做好宣传和推动工作，可以尽可能地组织宣传分子病理诊断的活动，宣传分子病理诊断对于临床诊断和治疗的意义，提高人们对分子病理诊断的认识度、重视度、关注度。不仅将分子病理诊断寄托于大城市医院以及经济发达的医院，在具备开展分子病理检查的软硬件条件和标本来源的医疗机构中，也应加大开展力度，积极开展实施。第二，病理科应主要承担分子病理检查，不应局限于经济方面的利益，应多多开展分子病理检查项目，由病理医师负责，从而得到正确组织或细胞，实行检查结果互认，由此使检验结果更有根据性，出现争议更具责任性。同时，还可以发挥生物技术公司在资金、设备和技术上的优势，与权威可靠的医疗机构病理科共同合作，建立分子病理实验室，更好地进行分子病理诊断。第三，分子病理检查需要干净、规范的环境，因此应设置各个处理区、准备区、制备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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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阶段分子病理技术存在的问题

2.1　发展不平衡。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现阶段我国的分子病理检查主要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有所普及和发展，而在经济落后的不发达地区十分少见；第二，是医院发展的不平衡性，总体而言，大医院优于小医院，有的医院技术项目全面且系统，而有的医院只开展了显色原位杂交。透过这样的现象，追其本质原因，是医院工作人员对分子病理诊断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不作为、不主动、不投资、不配合的结果。

2.2　秩序不健全。很多医院对于分子病理检查项目的进行并没有严格的规定，甚至有很多是在检验科或中心实验室直接进行。然而，标准的分子病理诊断是需要病理医师在显微镜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8年 第18卷 第65期

偿期肝硬化短期预后评估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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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吲哚菁绿清除试验在肝硬化、肝衰竭外科领域中的应用

肝脏手术死亡最常见的原因是术后肝功能衰竭，约占术后总死亡率的58%。肝功能衰竭的发生，主要与肝硬化引起的肝脏储备功能下降有关，也与手术过程，包括切除肝脏位置和范围、是否阻断肝门血流及围手术期的处理等有关。术前肝脏储备功能的准确评估，对选择适当的手术方式、减少术后肝功能衰竭的发生及降低手术死亡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内专家普遍认为，对于Child-Pugh评分A级的正常肝脏，预留肝体积/标准肝体积比值应该≥30%；对于Child-Pugh评分A级的肝硬化病人，若ICG R15＜10%，预留肝体积/标准肝体积比值应该≥40%；若ICG R15在10%-20%，预留肝体积/标准肝体积比值应该≥60%；若ICG R15在21%-30%，预留肝体积/标准肝体积比值应该≥80%。若ICG R15在31%-40%，只能行限量肝切除；若ICG R15＞40%或Child-Pugh评分B级，建议只能行肿瘤剜除术。Nanashima等[4]学者分析ICG R15和肝功能检测指标（血清白蛋白、ALT、AST等）、HA水平及99 mTc-GSA闪烁扫描方法检测的血液清除指数（HH15）和肝脏摄取指数（LHL15）之间相关性并且计算出相关系数与回归系数，最后得出改良的ICG R15回归方程为：Y（改良ICG R15）=0.02×HA（μg/L）+0.276×(HH15×100)-0.501×(LHL15×100)+41.41。改良的ICG R15不受肝脏血管分流和胆道梗阻的影响，因此其结果更加准确可靠，可以用于对胆道梗阻且需要施行肝脏大部分切除术患者的肝脏功能进行评估。

近年来，广泛应用的ICG试验和肝脏影像解读分析系统为精确评估提供了手段，通过精确评估特殊位置的肿瘤也能够达到安全有效的肝脏切除[5]。李照[6]等结合术前ICG试验

及应用肝脏影像解读分析系统IQQA（R）-Liver重建的三维影像来选择不同的手术方式，所有的患者术后恢复好，术后并发症少，通过精确的评估无一例患者出现肝功能衰竭，达到了很好的临床效果。

4　展望

由于ICG清除试验的出现，我们可以更早更准确地对患者的预后作出判断，对指导临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肝储备功能差的病人可尽早肝移植，尽量延长生存期，改善生存质量。由于一种试验只能反映其功能的某一个侧面，具有一定的限度和局限性，而影响肝功能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必须用多项指标进行综合判断。因此，多因素联合、定量化检测已成为肝脏储备功能评估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黄文琪,徐金超,闵峰,等.吲哚菁绿清除试验对肝硬化患者肝脏

储备功能的评估价值[J].实用肝脏病杂志,2015,18(5):468-471.[2]　马春华，陈煜，陈成伟，等.吲哚菁绿清除试验对急性/慢加急性肝

衰竭患者预后的评价[J].临床肝胆病杂志,2012,28(5):372-375.[3]　刘精华，刘娜，刘晨希.吲哚菁绿15分钟滞留率对HBV相关慢

加急性肝衰竭患者病情及预后的评估价值[J].临床肝胆病杂志,2016,32(11):2155-2158.

[4]　Nanashima A,Abo T,Tobinaga S,et al.Prodiction of

indocyanine green retention rate at 15 minutes by correlated liver function parameters before hepatectomy[J].Surg,Res,2011,169(2):119-125.

[5]　高静涛,秦建伟,李庆怀.精准外科外科理念指导线的肝尾叶切除

7例报告[J].中华普外科手术学杂志:电子版,2011,5(3):300-305.[6]　李照,高鹏骥,高杰,等.吲哚菁绿试验联合肝脏影像解读分析

系统在肝脏手术中的应用[J/CD].中华普外科手术学杂志:电子版,2012,6(3):23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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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增区和扩增产物分析区。采取合理的管理手段，完善分子病理检查准入制度，规范技术和市场准入条件，严格审核开展病理诊断医疗单位的条件及制度，对于合格的单位大力支持鼓励，不合格的单位有所惩治和整治。同时，对进行诊断的人员及设备技术也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完善体系建设[3]。

局限的同时，也给自身带来了一定的思考，只有建立完善的分子病理质控体系，在分子病理诊断的问题上予以重视和关注，才能迎来分子病理诊断更好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蒋明德,曾维政.分子生物学技术[J].西南国防医

药,1996(04):250-253.

[2]　王文勇.免疫细胞(组织)化学和分子病理学技术[M].第四军医

大学出版社,2010.

[3]　杜金荣.病理技术的新进展[J].黑龙江医学,2005(04):241-243.

4　结论

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分子病理诊断已经和国外国际的分子病理诊断水平比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从局部的视角来看，依旧存在着很多的弊端和局限性，在面对这些弊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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