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史之二元性考察——以国民主义和国家主义为例

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史之二元性考察

──以国民主义和国家主义为例

董丽仙

（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桂林 1004）

【摘 要】 日本明治维新后经历了前期国民主义、文明开化运动、自由民权运动、保守国粹主义和日本主义的洗礼，国民

主义和国家主义成为日本明治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日本的特殊国情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国民主义始终从属于国家主义。这是日本明治思想史的重要特征，也给后人留下了沉重的课题。【关键词】 明治思想史；国民主义；国家主义

日本在明治初期大力推动文明开化，不断引

进西方近代的制度和文物。但是到明治二十年代（1887年）以后开始走向保守化，国家主义和国粹主义成为主流话语。其间，企图通过言论活动来获取参政权的自由民权运动活跃一时，最终却因明治的严厉打压而告终。之后，针对的盲目欧化和狭隘国粹主义，政教社和民友社的少壮知识分子们开始提倡日本主义、国民主义和平民主义，希望确立“日本人”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认同。然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东亚的殖民统治加剧了他们的危机意识，其思想在甲午战争前后出现一些变异，不断向军国主义靠拢。

明治的由欧化主义转向国家主义的契机何在？明治藩阀试图构建的国家主义和民众期盼的国民主义看似水火不容，却因甲午战争这一场对外战争而相互媾和。这是国民主义对于国家主义的败北，还是另有隐情？本文将以国民主义和国家主义为例，对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史之二元性作以考察，以期剖析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特质。

一、日本的前期国民主义

丸山真男曾经将国民主义定义为由凝聚成政治一体感的国识发展而来的谋求国民统一与国家的观念，并指出日本的前期国民主义思潮在近世封建制的胎体内已渐次形成。[1]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的南下让日本有识之士开始关注海防。他们认识到通过打破纵向之身份等级制度和横向之地方割据、进而让举国民众参与国防建设成为时代的要求。丸山真男将这称为日本前期国民主义的第一阶段。

之后，日益严峻的幕藩财政问题和接连发生的饥荒、洪水等自然灾害倒逼日本人思索国内的经济稳定问题。他们试图通过发展国内经济来巩固国防，因此初期的海防论逐渐转变为富国强兵论。本多利明和佐藤信渊认为日本近世以来面临的财政问题主要根源于幕藩，并构建出一整套颇具体系性的带有集权色彩的富国强兵论。他们还将国君当作立国的精神支柱。也就是说，富国强兵论从自身的胎体内衍生出了尊皇思想。这使日本的前期国民主义发展到最终阶段。

后期水户学主张尊天皇敬幕府，攘夷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固守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传统观念，将消解国家危机的主体仅限定于统治者。这严重阻塞了国民基于统一意识而参与国家秩序的通道。当然，其救国方案也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作为后期水户学成员之一的吉田松阴在洞察到该学派的理论缺陷后，由尊皇敬幕转向讨幕。他构想的讨伐幕府主体亦由反幕诸侯转向“草莽志士”，乃至“天下浪人”。

丸山真男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划时代的变革。它根据一君万民的理念铲除了横亘于国民与国家政治秩序之间的德川幕府，并打开了国民主义发展的轨道。日本的前期国民主义蕴含尊皇思想，亦承认国民的主体性，但是集权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封建“中间势力”的强劲存续是日本前期国民主义特质的终极依据。[2]二、西方近代思想的传入

在列强虎视眈眈环列下，实现国民统一、建设近代社会和确立集权成为日本国家最迫切的课题。石田一良认为明治初年既是文明开化期，又是集权藩阀官僚的成立期。与此同时，国家之和政权的集中统一乃维新的终极意图，伴随着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的实施而得以实现。[3]

文明开化运动与的教化和对外息息相关，以吸收西方近代思想为主要课题。十九世纪的英美系功利主义思想、自由思想、合理的实证主义思想是西方近代社会的基本原理，也是急于融入西方社会的明治迫切追求的要素。而来自德国的思想主要被拥护国权主义思想的官僚们所接受，并逐渐和保守主义思想相结合。另外，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尤其是思想和思想则被转化为政治思想，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行动原理。

三、自由民权运动与帝国的制定

关于自由民权运动，有人认为是没落士族的夺权运动，也有人认为是抵抗明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关于帝国的制定，一般认为是自由民权运动局限性的体现，也是他们对的最终妥协点。但是石田一良认为自由民权运动和制定原本应该当作一体来看待。两者在实现日本近代化和国家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只是一方激进，另一方渐进，其对立是相对的。[4]

另外，人们认为伊藤博文制定的明治企图通过确保天皇统治的正统性来实现国家的主权和统一性。为了实现国家的正常运转，明治潜藏着君民共治的构想。问题是国民的参政活动应该依据其成熟程度采取渐进的方式加以推进。[5]

四、保守国粹主义和少壮知识分子

在明治二十年代初期，日本经济萧条，国民困顿。但是明治为了向西方世界展示日本的文明程度而在鹿鸣馆多次举办奢华派对。这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反感。与此同时，的不平等条约修正案包含任用外国人审判官条款之事被泄露出去，这进一步刺激了国民的感情。为此，日本社会掀起了反对欧化的运动。其中，保守国家主义、国粹主义是反欧化运动的主要势力，1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是其集中体现。

石田一良认为这一时期不单是反欧化主义的时期，还是天皇制国家权力的确立期，以及甲午战争的准备期。《教育敕语》以保守国家主义为底色，既是儒教主义、立宪主义、军国主义等各种思想相互融合的产物，又是天皇制国家的理论支柱，成为压制任何有损天皇制神圣的思想或言论的绝对权威。从这点上看，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6]

除了保守国粹主义，以政教社和民友社为中心的少壮知识分子也成为颇具影响力的新势力。陆羯南、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创办了政教社，主张日本主义和国民主义。他们既反对的盲目欧化主义，又反对狭隘（下转第108页）

新西部 NEW WEST 2019年10月下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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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文史纵横丨

加了需品供给。除此之外，日常慈善活动更是多种形式，有育幼所，孤儿院，安老院，难民所，贫民救济等。在对他们进行治疗，温饱等基本救济后，还开办了难民工厂，进行难民职前教育等，培养难民自主能力，加快恢复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缓解慈善救济的压力。

四、时期长沙慈善救济事业发展的影响1、完善了长沙的社会机制

社会机制是起到调节社会稳定运行的作用的，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会机制也会不断进步的。时期，因灾民数量的庞大，救济工作急需要统一的机关统筹，在这样的情况下，长沙慈善救济事业领域有了明确的管理部门，为了更好的分配工作，各级也纷纷成立管理机构，形成体系，方便更有效的进行慈善救济工作。各级管理机构并未随着灾情的结束而结束，而是将这样一个循环互助的过程中保留了下来，并留下了许多有用的机构管理制度和机构互助经验等，进一步健全了长沙的社会机制，为将来长沙的慈善救济事业的专门化奠定了基础。

2、缓解了长沙的社会矛盾

时期，因兵祸纷至，天灾人祸难挡，整个长沙地区处于困顿之中，人们食不饱，裹不暖，连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满足，当时长沙爆发了“米荒”，粮食紧缺，但当时的地主阶级不顾百姓痛苦，甚至垄断米粮，乘机抬高米价，掀起“抢米浪潮”。社会矛盾极其严重。而长沙的慈善救济事业的产生很好地舒缓了人们的痛苦，在灾祸汹涌期间，长沙慈善救济机构通过发动募捐，施粥建棚，发放衣物，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同时还设立育婴所，安老院，难民所等为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们提供休憩，生活的地方，让他们有个依靠，解决住的问题。除此之外还建立了贫民工厂，增加就业机会，让他们能够自己动手养活自己。慈善救济机构通过解决难民衣食住以及提供工作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不好情绪，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

3、稳定了长沙的社会秩序

时期，长沙地区历经天灾人祸，人员伤亡严重，许多行业遭到破坏，运营困难，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为了赈灾救荒，发动了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例如长沙孤儿院，

（上接第109页）

其运营经费主要来源于民间捐助，捐款主体来自不同阶级，

身份各异，但纷纷献出自己的爱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人们的爱心，发扬人道主义，改善社会风气。长沙市的慈善救济机构致力于对难民的救护，解决其温饱问题，同时还成立工厂，提供工作机会，很大程度上修复了难民历经磨难的身心，虽然仍存在大大小小的问题，但有效地减少了人们的情绪，方便及有关部门能够加快修复步伐，为其营造了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稳定了当时长沙的社会秩序。

五、结语

时期，面对天灾兵祸的双重打击，长沙的慈善事业有个一定程度的发展，慈善体系不断完善。虽然当时慈善救济事业发展是非常困难，实施起来也是非常吃力，但是那时的人们并没有放弃，而是咬紧牙关，想尽一切办法解决民生困难问题，秉着长沙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拼出了长沙市慈善救济事业的蓬勃。

【注 释】

[1] 关于汤芗铭在湘暴行的回忆.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集[J].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43.

[2] 宋斐夫主编.湖南通史·现代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28.

[3] 义赈会致北京熊督办电.湖南义赈会往来要电[N].长沙:大公报,1918.10.18.

[4] 长沙县志[M].三联书店，1995.243.

[5] 周秋光.熊希龄传[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520.

[6] 大公报.救灾及其他（长沙）,1946.[7] 国民日报（湖南）[N].1946.5.25.

[8] 余籍传.湖南的狂虐灾难与善后救济工作[J].善救月刊,第14期，1946.

【作者简介】

彭 格，怀化学院教育科学学院2016级人文教育专业本科生.

龙天贵，历史学博士，怀化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的国粹主义。他们希望日本国民在凸显民族特性的同时增强发展能力，致力于创建能够为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新日本。此外，民友社的德富苏峰标榜平民主义，批判特权阶级。其思想具有社会主义的内涵，成为一股进步势力。

呼吁守卫东方以及日本精神特质以确立“日本人”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认同是少壮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出发点。但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东亚的殖民统治加剧了他们的危机意识，其思想在甲午战争前后出现一些变异，开始向军国主义靠拢。石田一良认为甲午战争这场对外战争激发了日本一般民众的对外危机感，其结果就是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一支独大，压倒了其它任何思想。[7]

五、结语

由于的南下，日本国民主义的雏形在近世封建制胎体内已然形成。国民主义和国家主义是化解民族危机的良方妙药，也是国家健全发展的必须要素。但是封建“中间势力”的强劲存续和盲目西化使得国民主义始终从属于国家主义，自由民权运动的败北和保守国粹主义的流行即是明证。与此同时，弱肉强食是当时国际社会的主旋律，日本也未能走出俗套。在国力得到增强之后，迅疾与西方列强为伍，参与瓜分世界。少壮知识分子们主张的日本主义和平民主义原本具有鲜活的力量，但最终走向军国主义。

因为外在的民族危机，日本的国民主义和国家主义有相互融合的可能。但是日本的特殊国情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使得国民主义始终从属于国家主义，并给邻国带来深重的民族灾难。这是日本明治思想史的重要特征，也给后人留下了沉重的课题。贝原益轩在《慎思录》中说：“禽兽爱己，不知爱物。是不仁也。”社会进化论成为西方列强和近代日本掩盖自身贪欲的遮羞布，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逆流。【参考文献】

[1][2]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338.359-361.

[3][4][6][7] 石田一良.日本思想史概論[M].東京：吉川弘文館，1991.235-236.245.268.269.

[5] 苅部直,片岡龍.日本思想史ハンドブック[M].東京：新書館，2008.127. 

【作者简介】

董丽仙（1977—）女，汉族，福建龙岩人，文学博士，任职于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日本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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