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原编撰者及有关问题(1).

古代小说《三国志演义》（注：罗贯中此书原名究竟叫什么？今见诸明刻本卷端除附加“按鉴”、“精镌”等许多词语外，书名或题“三国志传”，或题“三国志通俗演义”，或题“三国志”，或题“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等等。考小说史，其书名乃依傍陈寿《三国志》而来。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诚德堂熊清波本有《序》亦曰：“《三国志》一书，创自陈寿，……罗贯中氏又编为通俗演义，使之明白易晓，而愚夫俗士，亦庶几知所讲读焉”云。故知罗氏原著书名无疑不叫“三国演义”，今姑通称而谓之《三国志演义》，以俟后考。拙作《罗贯中原著书名非“三国演义”辨》（载《文史知识》1995年第5期）已叙说之，可参见。）早期刻本很多，诸明本的书名题署各有异同，先后参与整理者也甚夥，而其原本为罗贯中所编撰，则成为学术界大多数人的共识。 一 近年来，有的学者以为《三国志演义》编撰者不是罗贯中，因为这部小说的某些明代“梓行”本（如黄正甫本）并未署作者姓名，而这黄正甫本却被认为是最早的刻本。因此，问题的澄清还须从版本谈起（按：关于黄正甫本的详细讨论拟另具文，此处只对涉至原编撰者与相关的问题略作旁及而已）。 众所周知，《三国志演义》成书后，长期一直以抄本形式流传。明弘治七年甲寅(1494)庸愚子（金华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说：“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又说：“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弘治七年此序只提“誊录”传抄，不及当时有刊刻之事。到明嘉靖元年壬午(1522)关于修髯子（关西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乃托称有客请求刊刻，以传“四方”，于是才有了刻本。这应该是可以相信的事（注：今人沈津先生认为此前或有刻本。他在上海图书馆所藏明周显宗刻本《陶渊明集》上，发现改装用的衬纸中有《三国志演义》残叶，谓据残叶“衬纸的字体、纸张、文字等进行鉴定，此种刻本应在明嘉靖刻本之前，或在明成化、弘治间。查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不载此刻之行款，当另一新版本也。”见《文献》季刊1990年第2期第200页。 陈按：19年10月在沪开会时，当月20日曾专往观看该残叶。所见此刻确为未著录的早期明刊本，半叶12行，行22字。但其年代的最后鉴别，尚待进一步的充足证据，故而暂时未敢苟引。况且，今见之所谓“嘉靖元年本”（即“人文影本”的底本）并非此年刊印。其真实的刻书时间还需要重新确定。当然，真正的嘉靖元年本也有待查找。至于嘉靖元年前的刊刻问题，并不排除存在的可能性，但要等真实可靠的发现来作结论，目前只好暂从修髯子（张尚德）《引》之说。）。 不过，今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下称“人文影本”），虽然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底本是明嘉靖元年壬午张尚德刊刻的，但是事实上未必如此。从同系统的夏振宇刊本（注：夏振宇本的板心刻“官板三国传”，可见其母本为官版，尽管分卷不同，正文与注也有所加工，且有不少错误，但是从总体来看，夏本与“人文影本”有许多相同或接近的地方（包括误文误注），而且其卷首也有明嘉靖壬子（午）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等。夏本的祖本当是嘉靖元年张尚德“小书庄”刻本（或其底本），与“人文影本”的母本（或祖本）同出于一源，只是各自在历次翻刻过程中又进行了不同的整理和修饰。因此，通过夏本当可窥探嘉靖元年张尚德原本的某些面貌。）来看，尽管夏本晚出而且有许多加工整理，却也保存了嘉靖元年原刊

的某些文字。下面仅举数例以略说之。例一，“人文影本”底本有脱文。如卷首庸愚子《序》，夏本写“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读到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这里有两个“读到”，乃正是原文骈体对句的提示需要。但“人文影本”此处缺失后一个“读到”，显然是其底本刊落的缘故。又如夏本此《序》分析曹、孙、刘三家时，指出孙权父子“虎视江东，固有取天下之志，而所用得人，立心操行，又非老瞒可议。”接着说刘备“君臣契合，辅成大业”。这里其实也是评说三家的用人，以为刘备“君臣契合”乃最上，孙权“得人”的“立心操行”为其次，曹操则又无可与孙权相比。前后呼应，意思层次分明。但是，“人文影本”却刊落“立心操行”四字，那末东吴孙氏所用人之“得”便隐然不显，也模糊了三家“得人”的差别，此当非嘉靖元年本的原来面貌。例二，“人文影本”底本有误字，夏本可正之。如夏本修髯子《引》，谓此书“简帙浩瀚，缮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缮本”，即抄本。《后汉书》卷八十四《董祀妻传》载曹操问蔡邕遗书，邕女琰因书已流失，“罔有存者”，乃凭“诵忆”而“缮书送之，文无遗误”。“缮书”，即抄写所成本也。按因《三国志演义》“简帙浩瀚”，此前只有“誊录”相传而抄写工作繁重，所以这里才说“缮本甚艰”。然而，“人文影本”此《引》“缮本”作“善本”，非也。通常所谓“善本”乃指珍贵难得的版本，虽然也包含有抄本在内，但是当时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明嘉靖元年此《引》不可能称其近代小说为“善本”，故知此处当以夏本为是。例三，“人文影本”底本经过文字修饰，删除了一些“忌讳”性的细节描写，而其母本（或祖本）某些文字则从夏本中可以看得到。如夏本所保留对关羽、诸葛亮的一些微词，当为未加修饰的祖本原有，但不见于“人文影本”。又如“人文影本”写曹操得冀州后，“操自统大军征袁谭，直抵平原。谭料非敌，遂弃平原，走保南

皮。”而夏本在“直抵平原”与“谭料非敌”之间，还有一段约十二行近三百个较为朴实的文字，描写袁谭向刘表求救，表听刘备“只宜养兵自守，彼虽求援，切莫妄动”之计，遂贻书拒绝。如果说刘备在白门楼落井下石，是因为吕布曾经抢夺过他的地盘，其负“射戟”之恩似尚为情理中事。但是，袁谭既与他并无嫌隙，而又在他穷途匹马来投时，还曾亲自迎奉而待之为上宾。袁谭有大难，刘备理应设法救援，今却反而阻止刘表出兵，其行为实在鄙劣。这种有损于刘备形象的描写，在尊刘贬曹倾向日益强化的情况下，后出的夏本是不可能擅自增添的，而当是保存原本之所有。例四，“人文影本”底本的正文又有挖改的明显痕迹，当非原本所为。如夏本写鲁肃过江邀孔明，说：“孔明之兄为江东参谋官，望公既久，……愿请公同见孙讨虏，共议大事，若何？”这里鲁肃直呼之“孔明”。但是“人文影本”的底本此处进行了挖改，将“孔明”二字改作“贤公”，殊不知通检全书并无称谓孔明作“贤公”之词语。这里的挖改，显然不是因为校正文字的需要，实亦乃为尊刘而敬重孔明之缘故（注：《三国志演义》写孔明被称为“大贤”、“公”等，“人文影本”的底本经过挖改而合称之为“贤公”。但“贤公”之谓，亦不见于尚保存对孔明有某些微词的夏本等。）。如此等等，可见“人文影本”及其底本并不是明嘉靖元年张尚德“小书庄”的原刊本。如果把“人文影本”当作嘉靖元年原本，并以此为坐标来判断、分析或研究《三国志演义》的版本及其年代问题，所作的结论无疑将不会是十分可靠的。况且，经过了漫长岁月的传抄以及后来诸多的增改刊刻，《三国志演义》的版本问题已变得十分复杂，而且依据刊刻的先后有时也还并不足成为证明其对原书接近程度的唯一标尺。

因此可以说，宋朝建立之后，是透过政治的变革，向基层伸展了统治力。但徽宗以后，政局的骤变与社会环境的变迁，为地方菁英与豪右所组成的基层力量，在维持社会秩序上创造了发展的机会。南宋时期更基于长期面临和战的困局，在军政、财政和政治上既需要仰赖地方，于是一方面修正强干弱枝，对地方释放部分权力；而另一方面县一级的基层，在推动政务与建设上也要藉助地方的力量，因此地方豪强与菁英一地方一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基本上构成了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彼此合作，互相依存；也形成某种程度的竞争与紧张关系。此一现象为后来的朝代所继承，成为中国基层政治社会的主要图像。因此，从基层政治运作及社会关系发展的角度看来，中国社会在唐宋之交与两宋之际都有转变，到南宋有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明清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雏形。

地方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宋以前的中国历史，同样存在着代表国家政治力的王朝与代表地方社会力的地方势力；彼此的关系，随着政治社会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发展与互动．地方势力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直以不同的面貌存在着，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与的互动和影响有别，呈现的方式与代表有所不同而已．例如唐代的藩镇割据时，镇将把持地方，镇将就被视为与相抗衡的地方势力。宋代由朝廷设置弓手、土兵，隶属于县尉、巡检，县这一级就被当成集权的象征．其实，基层社会仍有许多延续性的事务，只是宋廷透过制度的设计和实际政治的运作，伸展政治力于基层的行政区域时，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以知识为谋生的士人群体，以及凭借财力豪勇的地方豪强，所交织形成的社会力，在县这一行政地区，碰撞交流，形成新的互动关系。到了南宋，因着士人群体形成基层社会的主轴，而出现政治力与社会力共治的形态。

在这一新的关系中，士人的身份与角色是很关键的。拥有知识的士人跨越了职业的界限，成为宋朝社会的主流价值，受到政治的宽容、社会的尊崇。宋廷重文并以科举取士，任之为官僚，读书中举成为个人与家庭发展的重要目标，知识也成为新经济发展中谋生的利器。在科举文化的政治下，蕴育了大批兼具天下观念与关怀乡土双重性格的士大夫，到南宋，成为在社会上极有影响力，而且彼此认同感很强的庞大群体。中举为官的士人到外地出任亲民官，成为伸张朝廷政治权力的代表。但限于制度结构与现实环境，地方需要仰赖地方权势之家的协助，才能有效伸张统治权，于是产生了社会力量在所谓“集权”制度中得以发挥空间的契机。于此，未仕或乡居士人的角色便更显重要，这些士人凭借经济力或社会声望，协助推行地方教化与推动地方建设，更由于他们超越个人与家族的范畴，集体合作，共同规划、执行如社仓、义役、乡曲义庄等长期性的社会互助组织，塑造具有小区意识的文化模式，成为南宋时代基层社会的一大特色。士人作为基层社会的意见领袖，和拥有实力的豪强与实务经验的胥吏，共同构成基层社会的势力，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事务，以不同立场，扮演不同角色，在实际运作中形成政治力与社会力或疏或密、或顺或逆的互动关系。以至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与问题，看到由北宋到南宋以县为主的基层社会，出现政治力与社会力之间多样性的动态发展。但呈现更多的，仍是彼此相互依存、共同合作的景象，正是士人群体在其中发挥影响力的结果。这一态势不仅是观察宋代与地方关系互动的重要视角，也可以由此一线索，进一步探索中国近世以降基层社会发展的状况。 从基层社会的角度，我们固然看到乡居、士人、富豪、胥吏共同组成地方势力的主

干，士人也扮演着主导的角色；但在基层社会实际政治社会运作及影响中，朝廷差遣的亲民官??知州、县令等人，仍是基层政治社会的枢纽。士人出身的身份，使这些既拥有社会声望，又能代表朝廷在地方行使统治权，集行政、司法、权于一身，是基层社会权力的泉源；在社会秩序、司法治安到文化教育等各层面，亲民官都是政令的发号者和的主导者。即使最具民间色彩的乡曲义庄和社仓，县府都扮演着督导和善后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看到南宋以降以士人缙绅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在乡里各种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同时，不要忽视地方行政长官??知县的重要性。即使由于他们个人的贤愚、贪廉之别，对地方吏治造成极大的差异，而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因此可以说，宋朝建立之后，是透过政治的变革，向基层伸展了统治力。但徽宗以后，政局的骤变与社会环境的变迁，为地方菁英与豪右所组成的基层力量，在维持社会秩序上创造了发展的机会。南宋时期更基于长期面临和战的困局，在军政、财政和政治上既需要仰赖地方，于是一方面修正强干弱枝，对地方释放部分权力；而另一方面县一级的基层，在推动政务与建设上也要藉助地方的力量，因此地方豪强与菁英一地方一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基本上构成了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彼此合作，互相依存；也形成某种程度的竞争与紧张关系。此一现象为后来的朝代所继承，成为中国基层政治社会的主要图像。因此，从基层政治运作及社会关系发展的角度看来，中国社会在唐宋之交与两宋之际都有转变，到南宋有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明清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雏形。

地方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宋以前的中国历史，同样存在着代表国家政治力的王朝与代表地方社会力的地方势力；彼此的关系，随着政治社会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发展与互动．地方势力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直以不同的面貌存在着，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与的互动和影响有别，呈现的方式与代表有所不同而已．例如唐代的藩镇割据时，镇将把持地方，镇将就被视为与相抗衡的地方势力。宋代由朝廷设置弓手、土兵，隶属于县尉、巡检，县这一级就被当成集权的象征．其实，基层社会仍有许多延续性的事务，只是宋廷透过制度的设计和实际政治的运作，伸展政治力于基层的行政区域时，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以知识为谋生的士人群体，以及凭借财力豪勇的地方豪强，所交织形成的社会力，在县这一行政地区，碰撞交流，形成新的互动关系。到了南宋，因着士人群体形成基层社会的主轴，而出现政治力与社会力共治的形态。

在这一新的关系中，士人的身份与角色是很关键的。拥有知识的士人跨越了职业的界限，成为宋朝社会的主流价值，受到政治的宽容、社会的尊崇。宋廷重文并以科举取士，任之为官僚，读书中举成为个人与家庭发展的重要目标，知识也成为新经济发展中谋生的利器。在科举文化的政治下，蕴育了大批兼具天下观念与关怀乡土双重性格的士大夫，到南宋，成为在社会上极有影响力，而且彼此认同感很强的庞大群体。中举为官的士人到外地出任亲民官，成为伸张朝廷政治权力的代表。但限于制度结构与现实环境，地方需要仰赖地方权势之家的协助，才能有效伸张统治权，于是产生了社会力量在所谓“集权”制度中得以发挥空间的契机。于此，未仕或乡居士人的角色便更显重要，这些士人凭借经济力或社会声望，协助推行地方教化与推动地方建设，更由于他们超越个人与家族的范畴，集体合作，共同规划、执行如社仓、义役、乡曲义庄等长期性的社会互助组织，塑造具有小区意识的文化模

式，成为南宋时代基层社会的一大特色。士人作为基层社会的意见领袖，和拥有实力的豪强与实务经验的胥吏，共同构成基层社会的势力，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事务，以不同立场，扮演不同角色，在实际运作中形成政治力与社会力或疏或密、或顺或逆的互动关系。以至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与问题，看到由北宋到南宋以县为主的基层社会，出现政治力与社会力之间多样性的动态发展。但呈现更多的，仍是彼此相互依存、共同合作的景象，正是士人群体在其中发挥影响力的结果。这一态势不仅是观察宋代与地方关系互动的重要视角，也可以由此一线索，进一步探索中国近世以降基层社会发展的状况。 从基层社会的角度，我们固然看到乡居、士人、富豪、胥吏共同组成地方势力的主干，士人也扮演着主导的角色；但在基层社会实际政治社会运作及影响中，朝廷差遣的亲民官??知州、县令等人，仍是基层政治社会的枢纽。士人出身的身份，使这些既拥有社会声望，又能代表朝廷在地方行使统治权，集行政、司法、权于一身，是基层社会权力的泉源；在社会秩序、司法治安到文化教育等各层面，亲民官都是政令的发号者和的主导者。即使最具民间色彩的乡曲义庄和社仓，县府都扮演着督导和善后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看到南宋以降以士人缙绅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在乡里各种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同时，不要忽视地方行政长官??知县的重要性。即使由于他们个人的贤愚、贪廉之别，对地方吏治造成极大的差异，而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因此可以说，宋朝建立之后，是透过政治的变革，向基层伸展了统治力。但徽宗以后，政局的骤变与社会环境的变迁，为地方菁英与豪右所组成的基层力量，在维持社会秩序上创造了发展的机会。南宋时期更基于长期面临和战的困局，在军政、财政和政治上既需要仰赖地方，于是一方面修正强干弱枝，对地方释放部分权力；而另一方面县一级的基层，在推动政务与建设上也要藉助地方的力量，因此地方豪强与菁英一地方一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基本上构成了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彼此合作，互相依存；也形成某种程度的竞争与紧张关系。此一现象为后来的朝代所继承，成为中国基层政治社会的主要图像。因此，从基层政治运作及社会关系发展的角度看来，中国社会在唐宋之交与两宋之际都有转变，到南宋有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明清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雏形。

地方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宋以前的中国历史，同样存在着代表国家政治力的王朝与代表地方社会力的地方势力；彼此的关系，随着政治社会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发展与互动．地方势力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直以不同的面貌存在着，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与的互动和影响有别，呈现的方式与代表有所不同而已．例如唐代的藩镇割据时，镇将把持地方，镇将就被视为与相抗衡的地方势力。宋代由朝廷设置弓手、土兵，隶属于县尉、巡检，县这一级就被当成集权的象征．其实，基层社会仍有许多延续性的事务，只是宋廷透过制度的设计和实际政治的运作，伸展政治力于基层的行政区域时，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以知识为谋生的士人群体，以及凭借财力豪勇的地方豪强，所交织形成的社会力，在县这一行政地区，碰撞交流，形成新的互动关系。到了南宋，因着士人群体形成基层社会的主轴，而出现政治力与社会力共治的形态。

在这一新的关系中，士人的身份与角色是很关键的。拥有知识的士人跨越了职业的界限，成为宋朝社会的主流价值，受到政治的宽容、社会的尊崇。宋廷重文并以科举取士，任之为官僚，读书中举成为个人与家庭发展的重

要目标，知识也成为新经济发展中谋生的利器。在科举文化的政治下，蕴育了大批兼具天下观念与关怀乡土双重性格的士大夫，到南宋，成为在社会上极有影响力，而且彼此认同感很强的庞大群体。中举为官的士人到外地出任亲民官，成为伸张朝廷政治权力的代表。但限于制度结构与现实环境，地方需要仰赖地方权势之家的协助，才能有效伸张统治权，于是产生了社会力量在所谓“集权”制度中得以发挥空间的契机。于此，未仕或乡居士人的角色便更显重要，这些士人凭借经济力或社会声望，协助推行地方教化与推动地方建设，更由于他们超越个人与家族的范畴，集体合作，共同规划、执行如社仓、义役、乡曲义庄等长期性的社会互助组织，塑造具有小区意识的文化模式，成为南宋时代基层社会的一大特色。士人作为基层社会的意见领袖，和拥有实力的豪强与实务经验的胥吏，共同构成基层社会的势力，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事务，以不同立场，扮演不同角色，在实际运作中形成政治力与社会力或疏或密、或顺或逆的互动关系。以至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与问题，看到由北宋到南宋以县为主的基层社会，出现政治力与社会力之间多样性的动态发展。但呈现更多的，仍是彼此相互依存、共同合作的景象，正是士人群体在其中发挥影响力的结果。这一态势不仅是观察宋代与地方关系互动的重要视角，也可以由此一线索，进一步探索中国近世以降基层社会发展的状况。 从基层社会的角度，我们固然看到乡居、士人、富豪、胥吏共同组成地方势力的主干，士人也扮演着主导的角色；但在基层社会实际政治社会运作及影响中，朝廷差遣的亲民官??知州、县令等人，仍是基层政治社会的枢纽。士人出身的身份，使这些既拥有社会声望，又能代表朝廷在地方行使统治权，集行政、司法、权于一身，是基层社会权力的泉源；在社会秩序、司法治安到文化教育等各层面，亲民官都是政令的发号者和的主导者。即使最具民间色彩的乡曲义庄和社仓，县府都扮演着督导和善后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看到南宋以降以士人缙绅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在乡里各种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同时，不要忽视地方行政长官??知县的重要性。即使由于他们个人的贤愚、贪廉之别，对地方吏治造成极大的差异，而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因此可以说，宋朝建立之后，是透过政治的变革，向基层伸展了统治力。但徽宗以后，政局的骤变与社会环境的变迁，为地方菁英与豪右所组成的基层力量，在维持社会秩序上创造了发展的机会。南宋时期更基于长期面临和战的困局，在军政、财政和政治上既需要仰赖地方，于是一方面修正强干弱枝，对地方释放部分权力；而另一方面县一级的基层，在推动政务与建设上也要藉助地方的力量，因此地方豪强与菁英一地方一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基本上构成了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彼此合作，互相依存；也形成某种程度的竞争与紧张关系。此一现象为后来的朝代所继承，成为中国基层政治社会的主要图像。因此，从基层政治运作及社会关系发展的角度看来，中国社会在唐宋之交与两宋之际都有转变，到南宋有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明清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雏形。

地方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宋以前的中国历史，同样存在着代表国家政治力的王朝与代表地方社会力的地方势力；彼此的关系，随着政治社会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发展与互动．地方势力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直以不同的面貌存在着，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与的互动和影响有别，呈现的方式与代表有所不同而已．例如唐代的藩镇割据时，镇将把持地方，镇将就被视为与相抗衡的地方势力。宋代由朝廷设置弓手、土兵，隶属于县

尉、巡检，县这一级就被当成集权的象征．其实，基层社会仍有许多延续性的事务，只是宋廷透过制度的设计和实际政治的运作，伸展政治力于基层的行政区域时，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以知识为谋生的士人群体，以及凭借财力豪勇的地方豪强，所交织形成的社会力，在县这一行政地区，碰撞交流，形成新的互动关系。到了南宋，因着士人群体形成基层社会的主轴，而出现政治力与社会力共治的形态。

在这一新的关系中，士人的身份与角色是很关键的。拥有知识的士人跨越了职业的界限，成为宋朝社会的主流价值，受到政治的宽容、社会的尊崇。宋廷重文并以科举取士，任之为官僚，读书中举成为个人与家庭发展的重要目标，知识也成为新经济发展中谋生的利器。在科举文化的政治下，蕴育了大批兼具天下观念与关怀乡土双重性格的士大夫，到南宋，成为在社会上极有影响力，而且彼此认同感很强的庞大群体。中举为官的士人到外地出任亲民官，成为伸张朝廷政治权力的代表。但限于制度结构与现实环境，地方需要仰赖地方权势之家的协助，才能有效伸张统治权，于是产生了社会力量在所谓“集权”制度中得以发挥空间的契机。于此，未仕或乡居士人的角色便更显重要，这些士人凭借经济力或社会声望，协助推行地方教化与推动地方建设，更由于他们超越个人与家族的范畴，集体合作，共同规划、执行如社仓、义役、乡曲义庄等长期性的社会互助组织，塑造具有小区意识的文化模式，成为南宋时代基层社会的一大特色。士人作为基层社会的意见领袖，和拥有实力的豪强与实务经验的胥吏，共同构成基层社会的势力，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事务，以不同立场，扮演不同角色，在实际运作中形成政治力与社会力或疏或密、或顺或逆的互动关系。以至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与问题，看到由北宋到南宋以县为主的基层社会，出现政治力与社会力之间多样性的动态发展。但呈现更多的，仍是彼此相互依存、共同合作的景象，正是士人群体在其中发挥影响力的结果。这一态势不仅是观察宋代与地方关系互动的重要视角，也可以由此一线索，进一步探索中国近世以降基层社会发展的状况。 从基层社会的角度，我们固然看到乡居、士人、富豪、胥吏共同组成地方势力的主干，士人也扮演着主导的角色；但在基层社会实际政治社会运作及影响中，朝廷差遣的亲民官??知州、县令等人，仍是基层政治社会的枢纽。士人出身的身份，使这些既拥有社会声望，又能代表朝廷在地方行使统治权，集行政、司法、权于一身，是基层社会权力的泉源；在社会秩序、司法治安到文化教育等各层面，亲民官都是政令的发号者和的主导者。即使最具民间色彩的乡曲义庄和社仓，县府都扮演着督导和善后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看到南宋以降以士人缙绅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在乡里各种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同时，不要忽视地方行政长官??知县的重要性。即使由于他们个人的贤愚、贪廉之别，对地方吏治造成极大的差异，而有截然不同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