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世界城市目标下的北京市城乡经济空间格局分析

城市空间结构是人类活动在地域空间上的投影，人类活动处于不断的变化，因而，城市的空间结构也处于经常的变化之中。城市的空间结构又与城市的职能、城市的地位密切相关。一方面，城市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决定着城市的空间结构，正如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1986）指出的，城市发生的所有空间结构将决定于城市与世界经济相融合的形式与程度，以及新的空间劳动分工分配给城市的职能。另一方面，城市的空间结构也影响（促进或制约）着城市的增长和发展以及城市功能的发挥，城市的发展不仅需要聚集更多的资源要素，也需要对各种资源要素进行合理的空间配置——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优化资源组合。北京当前的城乡经济空间结构与世界城市的目标定位尚有较大距离，存在诸如中心单一、“小马拉大车”等问题。

第一节 北京市发展的目标定位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北京市发展的目标定位

（一）北京市发展的功能定位

新中国建立以来，作为首都的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对北京的发展明确提出了“四个服务”的要求：为党、政、军首脑机关正常开展工作服务，为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服务，为国家教育、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务。北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都需要紧紧围绕“四个服务”的要求来展开。按照的要求，北京应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各个方面都努力走在全国的前列。

（二）北京市发展的战略目标

经过建国六十多年来的城市建设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北京的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社会事业都取得了长足发展。进入21世纪，北京在“科技北京、人文北京、绿色北京”的引领下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各方面实力和影响力大幅提升。

鉴于各方面水平的提高与外部条件的成熟，为满足我们国家未来发展对于具有世界级影响力和控制力的首都城市的需求，使北京市的国际地位与迅速提升的国家地位相匹配，2005年1月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该规划提出，北京城市未来分“三步走”，到2050年左右，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2010年，北京市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明确提出：北京已进入全面建设国际化现代大都市的新阶段，现阶段要立足当前，将建设世界城市作为着眼点。

建设世界城市成为北京未来一段时期内发展的总体目标，也必将成为北京经济发展及各项社会事业的统领。这一阶段，北京的城乡发展不能背离建设世界城市的总体目标。建设世界城市离不开城乡的协调发展、城乡经济空间的合理布局以及城乡空间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

二、北京及三大世界城市空间范围的界定

（一）三大世界城市及北京市空间范围的界定与说明

伦敦是英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及交通中心，是欧洲最大的都市区和著名的世界城市之一。1965年，大伦敦成立，都市区自治市被重组为32个自治市，伦敦市及其周围的32个自治市统称为伦敦都市区。根据内伦敦教育局的定义，靠近中心的12个被合称为内伦敦，外围的20个合称为外伦敦。但是在统计方面，内伦敦去掉了Greenwich，而加入了Haringey、Newham及伦敦市，面积为319km，其余的称为外伦敦，面积为1253km。

纽约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美国第一大都市区和第一大商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世界贸易中心、世界文化和信息中心之一和国际政治中心之一。因统计目的不同，纽约的区划方式有多种，例如有城市化地区、联合统计区等，其中最常用的是美国联邦“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划定的纽约都市区，即“纽约-北新泽西-长岛，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都市统计区”。根据MSA的定义，纽约都市区包括23个县，其中10个在纽约州，分别是纽约市所辖的5个自治市，长岛的2个县，下哈得孙河谷的3个县；另外12个县在北新泽西和中新泽西；1个县在宾夕法利亚州东北地区。整个都市区面积17405km；其中心城纽约市的面积为1214.4km，占都市区面积的6.98%。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是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国际交往中心。1943年，东京府和东京市合并，东京都作为日本的首都正式确立。二战后，东京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快速发展将东京都与周边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逐渐形成了东京都市区，即日本首都圈。东京都市区包括一都七县，在空间上呈现出以东京都为核心的圈层结构。整个圈域面积36888 km，占日本国土总面积的9.8%，位居日本三大都市区之首。其中，内圈是包括东京、神奈川、千叶和埼玉一都三县在内的东京圈（即“中心城市”），面积为13556km；外圈（即“郊区”）包括群马、枥木、茨城和山梨，共四个县在内，面积为23332km。

北京市在地域面积上与纽约的都市统计区（MSA）大致相同，但是，考虑到我国行政区划的独特性、当代城市区域化空间结构的特点和国外世界城市与北京现实情况的差异，本章在北京与当今三大世界城市的比较研究中，区分了城市的不同空间尺度，将北京市和其他世界城市都视为包含中心城和郊区的都市区，力图在空间上选取与北京具有可比性的指标和数据，四个都市区的具体空间范围（见表7-1）。 （二）中心城和郊区

“中心城”是都市区内部城市化开始最早、程度最高的区域，是都市区的核心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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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区城市功能的主功能区，是带动整个都市区发展、体现都市区核心竞争力的地区。该地区人口、产业高度密集，服务性产业较为发达，土地利用集约程度较高，经济、社会、文化等活动频繁，在各方面起主导作用。由于现行的统计数据，我们这里把内伦敦、纽约市、东京圈和北京市内六区（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和石景山）全部看作是中心城。

“郊区”，即中心城周边地区，是都市区地域范围内、中心城市以外的地区，它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方面与中心城联系紧密，是都市区城市功能的副功能区。郊区是在中心城辐射作用下逐渐发展起来并服务于中心城的地区。它在疏解城市人口、发展为城市服务的产业、作为城市和产业发展腹地的同时，还担负着中心城所不具备的、相对的功能，如农业生产和食品供给、绿化隔离等。1950年代以来，郊区在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地位迅速提升。

表7-1：北京与三大世界城市地域范围 都市区 面积 北京 伦敦 （km） 111 2中心城 面积2郊区/周边地区 面积2地域范围 北京市行政区划范围，共十六个区县 （km） 地域范围 （km） 地域范围 1368 中心城六区 15043 其余10区县 319 内伦敦 1253 外伦敦 1572 伦敦市及32个伦敦自治市 纽约-北新泽西-长岛，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利亚都市纽约 东京 17405 36888 统计区 首都圈，东京都及其周边七县 1214 13556 纽约市 东京圈 16191 其余18个县 23332 周边4县 来源：Focus on London，2009；美国国家普查局网站（www.census.gov）；东京都网站（www.tokyo.jp）；北京统计信息网（www.bjstats.gov.cn）。

第二节 三大世界城市的空间结构的演变

一、三大世界城市的人口空间分布

（一）伦敦都市区人口空间分布的演变及特点

1、人口总量及增速的空间演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伦敦发展史是人口增长的历史。作为英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伦敦及其周边交通便利的地区从17世纪60年始就吸引着远近地区的移民。到1885年，伦敦总人口达470多万人，超过巴黎，是纽约的三倍，成为当时世界上最

大的城市。1939年，伦敦都市区的人口总量达到最大值约862万，其中内伦敦444万人、外伦敦约418万人。在这以后，由于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世界经济中心由英国转向美国、伦敦自身的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等）和社会等情况的变化，伦敦都市区的人口数量开始衰减，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大伦敦地区的人口才止跌转增（见图7-1）。就人口总量的空间差异来说，20世纪40年代初，外伦敦的人口总量开始超过内伦敦，直到今天，这一格局仍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见图7-1）。

万人900800700600500400300200100018011821184118611881190119211939196119812001因之一就是：工业后，工业化进程加速，大量经济活动和人口快速集聚。20世纪20年代以后，伦敦都市区人口增速放缓，特别是进入20世纪40年代，伦敦都市区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其人口才又出现缓慢增长。从人口增速的空间差异看，1861年，外伦敦的人口增长率首次超过了内伦敦，到19世纪90年代，外伦敦逐渐成为伦敦都市区人口增长的主要区域。一个多世纪后，内伦敦人口增长速度于21世纪初重新超过了外伦敦，快速的集聚增长，使伦敦步入了再城市化的时代(见图7-2)。2009年，伦敦以775万的人口总量成为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建成区之一，内、外伦敦人口分别为306万人和469万人，较2001年分别增长7.9%和1.6%（Focus on London,2009）。

40.00%30.00%20.00%10.00%0.00%内伦敦外伦敦1811183118511871111911193119511971-10.00%-20.00%1991 外伦敦内伦敦

图7-1：1801-2001年伦敦人口数量变化图7-1：1801-2001年伦敦人口数量变化

来源：根据伦敦各自治市人口普查资料（大伦敦网站）制作。

从人口增速看，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一个多世纪，伦敦的人口增速一直很高，其原

图7-2：1811-2001年伦敦人口增长率

来源：根据伦敦各自治市人口普查资料（大伦敦网站）制作。

2、人口密度的空间差异

虽然外伦敦人口增长速度在历史上曾出现过飞速提高，但内伦敦始终是整个都市区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以2007年为例，伦敦的人口密度为4807人/km2，并且各自治区呈现出明显差异。人口最稠密的Kensington和Chelsea人口密度为14700人/km2。除伦敦市外，其他内伦敦人口密度均超过6800人/km2。内伦敦有八个自治市的人口密度超过了伦敦平均人口密度的两倍。外伦敦即使是人口最密集的Brent和Waltham Forest，人口密度也分别只有6200人/km2和5700人/km2（Focus on London, 2007）。

内伦敦人口密度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下降后，从80年代直到今天一直都呈现出上升趋势。这与内伦敦的政治、金融中心的城市功能是分不开的。城市功能集中，且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很大影响力使内伦敦聚集了更多的人口（见图7-3）。

100009000800070006000人/km2500040003000200010000内伦敦外伦敦伦敦都市区19711981199120012009

图7-3：1971-2009年伦敦人口密度

来源：根据Focus on London（2009）制作。

3、人口结构的空间差异

从地区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内伦敦较外伦敦集中了更多的16岁至退休年龄的劳动人口，以2003年为例，内伦敦该年龄段人口比重为69.8%，高出外伦敦5.6个百分点；5至15岁青少年人口及退休人口比重则均低于外伦敦，内外伦敦5岁以下儿童人口比重相当（见图7-4）。

7060504030201006.66.31213.869.8.2内伦敦外伦敦11.515.6%下5岁以岁5-15年龄退休至16岁以上年龄休退

图7-4：2003年伦敦人口年龄结构

来源：Region in Figures，London Winter 2003。

在劳动力职业素质方面，就业地在外伦敦的劳动力职业资格等级与英国其他地区的非常接近，大部分拥有1至3级，4级及以上职业资格等级拥有者比例相对较低。而内伦敦，尤其是中心区的情况恰恰相反，这些地区就业的人员有一半左右都是拥有4级及以上职业资格等级的（见图7-5）。

图7-5：2007年就业人口国家职业资格等级分布

注：伦敦中心区是指在国家铁路运营线范围内的区域， 此处内伦敦不包括伦敦中心区。

来源：Focus on London，2009。 4、人口空间分布与演变的特点分析

伦敦都市区人口空间分布的演变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工业后的工业化时期，人口大量向中心城区聚集，其人口增长迅速。技术进步带来的运输工具和运输方式的，尽管使得产品流动和劳动力流动更加便捷，然而，经济活动以及与之相伴的人口并没有因运输成本的下降而导致离散。

第二，随着城市内部（中心城区）空间更加充分的利用，中心城市的地租不断上涨，加上工业化的负面影响——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部分人口和经济活动从中心城区向周边地区扩散，出现郊区化趋势。人口离散尽管是一种趋势，然而，它也需要的推动。

第三，由于发展成熟、配套完善、功能齐全，中心城区通常一直都是都市区内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当然，这一现象通常是与大都市区特别是其中心城区的功能密切相关的。另外，随着中心城区的治理和结构升级，人口又会出现再城市化现象。

第四，为了满足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伦敦吸引着国内外高端人才不断迁入。年轻化的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不断迁入，是推动伦敦都市区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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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纽约都市区人口空间分布的演变及特点

1、人口总量及人口增速的空间演变

作为美国人口最多的都市区，纽约的人口增长从未停止过。2000年，纽约都市区共有人口1835万多人，较1990年增长8.8%。同年，纽约市人口约为801万人，占都市区总人口的43.7%，较1990年增长9.4%，增长速度高于都市区平均水平；中心城周边地区人口为1031万多人，较1990年增长8.3%（具体见表7-2）。

表7-2：2000-2009年纽约人口数量 年代 1990 2000 2009 纽约市 73225 8008288 8391881 周边地区 9523482 10314714 10677915 纽约都市区 16846046 18323002 19069796 来源：美国国家普查局网站（www.census.gov），人口普查数据、人口估算数据。

就纽约都市区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看，早在1970年，美国都市区郊区的人口数量就已经超过中心城约118万人。在此之后，纽约郊区的人口增长速度一直快于中心城区，这一现象直到进入本世纪才开始改观。进入21世纪，纽约都市区的人口一直以低于1%的速度缓慢增长。中心城周边地区人口增长率一度下滑， 2006年甚至出现负增长；纽约市的人口增长率一直保持在0.5%左右，并于2007年达到峰值；随后两个区域的人口增长率逐渐趋于一致。2009年，纽约都市区人口近1907万人，较2000年增长了717053人，增长率为3.91%，其中52.51%的人口（376533人）增长出现在其中心城——纽约市，其人口2009年较2000年增长了4.70%，达到了8391881人（具体见表7-2和1-3）。

年代 纽约市 周边地区 12

表7-3：2001-2009年纽约人口增长率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0.% 0.44% 0.72% 0.45% 0.% 0.53% 0.42% 0.37% 0.60% 0.53% 0.29% 0.15% -0.09% 0.06% 0.31% 0.45% 0.68% 0.87% 这一点将在空间结构演变中进一步论述。 这一点将在产业空间分布中进一步论述。

纽约都市区 0.53% 0.36% 0.40% 0.15% 0.27% 0.41% 0.44% 0.% 0.75% 来源：美国国家统计局网站（www.census.gov），人口普查数据、人口估算数据。

2、人口密度和人口结构的空间差异

在人口密度方面，2009年，纽约都市区总体的人口密度为1096人/km，而纽约市（中心城市）的密度是整个都市区平均密度的6倍多，达6911人/km，周边地区的人口密度则仅为660人/km。这一现象揭示了纽约市（中心城市）的强大的集聚力量。

在人口的年龄结构方面，纽约市人18-44岁的人口比重最高，超过全市人口的50%，其次是45-岁和18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周边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与此呈现出明显差异。在周边地区，45-岁的人口比重最高，为37.4%，其次是18岁以下人口。在纽约市比重最高的18-44岁人口，在周边地区仅排在第三位（见图7-6）。

75岁以上65-74岁45-岁18-44岁18岁以下0%10%20%30%40%50%60%纽约市周边地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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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2008年纽约人口年龄结构

来源：根据美国国家普查局网站制作。

3、人口空间分布与演变的特点分析

首先，从人口总量和增速来看，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总体早已进入成熟阶段，作为美国人口最多的都市区，纽约的人口总量已经趋于平稳。

其次，由于纽约的独特地位和职能，在经历了郊区化和逆城市化阶段后，中心城市经历了再城市化过程，这可以从本世纪以来其人口的小幅增长主要发生在中心城方面反映出来。

最后，年轻人在中心城市的人口年龄结构中占有相当大比重，这与城市职能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中心城市能够再城市化、保持其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年轻化的人口结构成为纽约市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东京都市区人口空间分布的演变及特点

1、人口总量及增速的空间演变

战后50多年，日本经济发展是典型的非均衡发展，以东京为顶点的三大都市区发展迅猛。在日本的三大城市圈中，首都圈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1947年仅为14.6%，此后一路飙升，1975年达到24.2%，1995年达到25.9%。在1995到2000年的五年间，日本人口共

增长135万，其中首都圈人口增长91.5万，占全国人口增长总量的67.8%。在都市区内部，中心城人口增长占了91.45%，周边四县仅占8.55%。而且，在中心城增长的83.68万人口中，34.2%（28.62万人）集中在东京都（总务省“国情普查”，总务省统计部“东京都的人口（推算）”）。

虽然东京都的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但是人口的自然增长曾一度下降。东京都网站信息表明，东京都人口的自然变化“除1985年外，自1967年以来，人口普遍呈下降趋势，直到12年后的1997年，人口才有所增长。2006年，继续显示出人口的增长”。东京都人口数量变化见图7-7.

图7-7：1920-2009年东京都人口数量图

来源：总务省“国情普查”，总务省统计部“东京都的人口（推算）” 2.人口的区内流动及密度差异

东京中心城人口增加主要源于机械增长。2000年日本大都市圈人口迁移资料表明，1995年至2000年期间，首都圈以外地区的人口净流入首都圈达24.7万（见图7-8）。

图7-8：1995-2000年首都圈的人口集中情况

注：数字为流入者与流出者之差。

来源：平成15年度『首都圏整備に関する年次報告』、第159回国会（常会）提、第31頁。

在中心城内部，2008年，东京都和其他道府县之间的总流动人口为76.8万人。其中有42.6万人迁入东京都，同时有34.3万人迁出，社会净增长8.3万人。东京和三个毗邻县（埼玉、千叶、神奈川）之间有20.1万人迁入东京都，21.1万人迁出（占流动人口总数的48.4%）。从昼夜人口数量变化来看，根据2005年国情普查结果，东京都白天人口数量为1497.8万人，比夜间人口的1241.6万多出256.2万人。这个差别主要是由三个邻县（埼玉、千叶和神奈川）的通勤族（学生和工薪阶层）所引起的。据统计，在东京都内就业的人口中有33%是居住在周边及其他地区的。以夜间人口指数为100来计算，白天人口指数为120.6。白天人口是夜间人口的1.2 倍以上（东京都网站）。

根据2010年东京各都、县人口统计资料，中心城以都市区36.75%的面积（13556.07km）承载了都市区81.78%的人口（3.32万人），其人口密度是郊区的7.7倍（具体见表7-4）。其高人口密度区域的面积在主要世界城市中也是最大的。

表7-4：2010年东京各都、县面积和人口情况 地区 东京都 Tokyo 埼玉 Saitama 千叶 Chiba 神奈川 Kanagaa 茨城 Ibaraki 枥木 Tochigi 群马 Gunma 山梨 Yamanashi 面积 （km2） 2187.08 3797.00 5156.15 2415.84 6095.58 08.28 6363.16 4465.38 人口 （人） 13010279 7190817 6201046 9029996 29141 2005096 2041608 884531 人口密度 （人/km） 5948.70 13.82 1303.65 3737.83 496.28 312. 320.85 198.09 22

注：群马县和山梨县分别采用2008年和2005年数据。 来源：各都、县网站人口统计资料。

3、人口空间分布与演变的特点分析

首先，经过战后近三十年的发展，东京都市区的发展基本成熟，规模基本稳定，这可从其人口总量的变化上反映出来。

其次，东京都市区人口的空间分布状况表明，该都市区呈现出东京都一极集中的空间结构形态。同时也表明中心城依然是东京最活跃的地区。

最后，东京都市区中心城也同样经历了城市化到郊区化（逆城市化）到再城市化的历程。

二、三大世界城市的产业空间分布 （一）伦敦都市区经济空间分布及演变

伦敦是欧洲的中心城市之一，也是全球商业活动中心之一。知识和技术的优势以及做为首都城市而拥有的最高水平国际交流与合作在伦敦的区域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从18世纪起，伦敦就与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并列成为具有领导地位的世界金融中心。

1、经济活动整体的空间差异

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总量还是在增长速度上，内伦敦一直占据主要地位。1995年，内伦敦GVA约为720亿英镑，是当年外伦敦（446亿英镑）的1.6倍。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中，内伦敦经济以较外伦敦更高的速度实现了增长。其中，2001年，外伦敦GVA较上一年的增长率（7.16%）是外伦敦的（2.26%）3.17倍。到2007年，内伦敦GVA已经达到1716亿英镑，较1995年翻了一番，占同期全国GVA的13.77%。同年，外伦敦GVA为831亿英镑，与内伦敦1997年GVA水平相当，接近内伦敦同期水平的一半，占同期全国GVA的6.67%（具体见图7-9）。

200 000180 000160 000140 000120 000100 00080 00060 00040 00020 000 010.00%9.00%8.00%7.00%6.00%5.00%4.00%3.00%2.00%1.00%0.00%内伦敦外伦敦内伦敦外伦敦3

1995199719992001200320052007

图7-9：1995-2007年伦敦GVA总量及其增长率

来源：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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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均GVA方面，内伦敦的水平一直远远高于外伦敦，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增长速度也高于外伦敦及全水平。2007年，内伦敦人均GVA较2006年增长了6.8%，达到57180英镑，是同期内伦敦人均GVA的3.1倍，全国的2.8倍，位居全国第一（具体见表7-6）。 表7-6：1995-2007年伦敦及全国人均GVA（单位：英镑） 年代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内伦敦 27410 29630 31915 34146 36302 373 39277 外伦敦 10408 11020 11788 12684 13308 13823 14036 伦敦 16873 18108 19456 20883 22150 22947 233 全国 11270 12008 12682 13373 14020 14677 15353 年代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3

GVA（Gross value added），即附加值总额，是在不考虑产品收税和补贴的情况下，某一区域在既定时期内产业或部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与GDP的关系：GVA+产品税收-产品补贴=GDP。英国官方采用GVA来衡量地区经济；只有涉及到全国经济时才使用GDP。

内伦敦 外伦敦 伦敦 全国 42420 14465 225 16133 45572 15201 27126 17043 48172 16079 28704 175 50107 16624 29846 18537 53525 173 31674 19495 57180 18229 33694 20430 来源：英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2、产业结构的空间差异

内、外伦敦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与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分不开的。进入20世纪后期，金融创新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推动了整个都市区服务业的发展。在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内伦敦产业结构升级进程更快，产业结构特点更加鲜明。

目前，房地产租售业在整个地区经济中占据了首要地位。2007年，房地产租售业实现的GVA分别占内外伦敦GVA的比重分别为32.98%和23.66%。除此之外，内外伦敦的经济结构显现出迥然的差异。排在内伦敦经济比重第二位的产业是金融中介业，达到25%，远远高于外伦敦及全国水平。仅房地产租售和金融中介占经济的比重就达到57.98%，其他类型产业的比重均低于10%。与内伦敦不同，外伦敦占经济比重排名第二、第三名分别的是包括汽车销售在内的批发零售业，运输、仓储及通讯业，前三名占比50.61%（英国统计局网站）。

2007年，伦敦共有388600家注册企业，平均每万人拥有企业1家，远远高于英国平均水平（469家/万人）。内伦敦虽然只拥有全国8%的企业，但是拥有全国金融服务业18%的企业和全国13%商业服务业、公共管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外伦敦拥有全国7%的企业，其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是商业服务业和批发业，外伦敦这两类行业企业数占全国的9%。

（二）纽约都市区经济空间分布及演变

1、经济活动整体的空间差异

纽约市作为都市区中心城市，在经济总量方面占据了整个纽约的半壁江山。2001年，纽约市地区生产总值为4391亿美元，占纽约地区生产总值的48.90%。随后该比重持续上升，到2007年达到峰值53.04%，2008年，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纽约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07年的18亿美元下降到6106亿美元。拥有相当于纽约市面积13倍的都市区内中心城周边地区却只拥有与纽约市相当的经济总量（具体见表7-7）。 年代 纽约市 周边地区 表7-7：2001-2008年纽约地区生产总值（单位：亿美元）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4391 4348 4608 4962 55 6000 18 45 4733 4802 4969 5098 5342 5682 2008 6106 63 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网站。

尽管经济总量周边地区与中心城市（纽约市）基本相当，但是，大多数时期其经济增长速度低于纽约市。本世纪以来，只有个别年份周边地区的增速高于中心城，如2008年，纽约市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经济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周边地区经济却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支撑了整个纽约都市区经济增长的趋势（见图7-10）。

16.00%11.00%6.00%1.00%纽约市周边地区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4.00%-9.00%2008

图7-10：纽约地区生产总值变化率

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网站。

2、产业结构的空间差异

从纽约整体情况来看，从1975到2001年，纽约生产者服务行业都处于不断增长的状态。在这25年间，就业人口增长数量最多的是商业服务业和医疗服务业，增长最快的是社会服务业，增长率超过了200%。虽然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就业人口增长率最低，但是其始终是就业人口最多的行业（见表7-8）。

表7-8：1975-2001年纽约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口增长情况 单位：万人 年代 行业 商业服务 工程和管理服务 教育服务 医疗服务 法律服务 社会服务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 来源：美国劳工局网站。

从都市区内部来看，纽约市集中了很多知名企业的总部，其中包括42家财富500强企业。2009年，在纽约市排名前15的财富500强企业中有9家都从事金融保险业。同年纽约市共有3.16万人就业于金融保险业，占总就业人口的8.6%。总部经济的繁荣又吸引了各类预知相关的专业服务部门进入纽约市。2009年，纽约市共15.5%的就业人口，约57.3万人从事专业及商业服务。另外，电视电影、新媒体、广告、设计和艺术等文化创意产业也是构建纽约市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周边地区，批发零售业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2007年，该行业的营业额和企业数是整个都市区最高的。随着中心城城市功能辐射范围的扩大，周边地区已不再是中心城的附属品，而是以相对便宜的土地价格以及居住与此的社会精英（中产阶级）吸引着资本不断流

1975 18.6 / 6.4 18.4 3.5 5.2 42 1980 24.1 / 7.5 19.4 4.5 6.6 44.8 1985 27.4 / 8.9 22.7 6.0 10.6 50.8 1990 25.2 10.2 9.9 25.7 7.7 12.6 52.0 1995 22.8 9.4 10.5 30.3 6.9 15.1 47.3 2000 34.2 12.5 12.1 32.2 7.9 17.9 49.1 2001 32.9 12.3 13.0 32.6 8.0 18.3 48.7 入，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2005年，纽约都市区的其他主要城市——纽瓦克市、爱迪生、白原市等——的就业岗位几乎都大于其辖区内的人口数量，发展迅速。以纽瓦克市为例，其企业类型达300多种，不仅包括1800家零售业和0家批发业，还有8家著名银行的总部和12家储蓄贷款社；它还是继纽约市和哈特福特市之后的全美第三大保险中心。周边地区内的主要城市对纽约的经济发展有着强大的支撑作用，它们与纽约市共同构成了以纽约市为中心，中心城与周边地区联动发展的经济空间结构。

（三）东京都市区经济空间分布及演变

1、经济活动整体的空间差异

在经济总量方面，日本首都圈一直在日本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1997年该区域创造国内生产总值1,758,588亿日元，占全国GDP总量的37.0%。2005年，整个首都圈的地区总产值为17.59亿美元，其中，中心城实现地区总产值14.88亿美元，占首都圈的比重高达84.59%；其他四个县地区总产值均在10亿美元以下，合计占首都圈的15.41%。东京都，作为整个都市区的核心，其同年地区总产值8.37亿美元，分别占东京圈和首都圈56.25%和47.58%（具体见表7-9）。

表7-9：2005年东京各都、县地区总产值 地区 东京都 Tokyo 神奈川 Kanagaa 埼玉 Saitama 千叶 Chiba 茨城 Ibaraki 枥木 Tochigi 群马 Gunma 山梨 Yamanashi 中心城 首都圈/东京 地区总产值 （亿日元） 922690 31184 206500 199170 109550 81950 75500 32060 10200 1939260 地区总产值 （亿美元） 8370 2820 1870 180 990 740 680 290 14880 17590 注：2005年平均汇率为 1美元=110.22日元。 来源：日本统计局，县民经济统计数据。

2、产业结构的空间差异

在1962年《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制定之前，太平洋沿岸工业地带，特别是三大城市圈占全国工业的比重始终呈上升趋势。工业以外的产业，如金融、国际化产业、信息等则迅速向东京中心城一极集中，削弱了关西和名古屋两大都市区的金融、信息、国际化和企业中枢管理等职能。

东京的中心城依靠发达的服务业支撑其作为世界城市的重要地位。根据日本国情普查结

果，自1975年起，东京都内从事农业的人口比重就已经低于1%；在接下来的30年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比不断上升，第二产业人口就业比重随之下降。2005年，东京都内第一、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口数量分别为2.6万人、110.9万人和457.6万人，比例为0.4:18.7:77.4。其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远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东京都网站）。

在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布局方面，日本首都圈主要以商服、金融、保险、运输通信和不动产等第三产业为主导。1997年，三产比重已达到69.6%。在都市区内部，90%左右的第三产业活动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其中，半数以上又发生在东京都（具体见表7-10）。

表7-10：东京第三次产业各主导行业的空间分布(1997年) 中心城 行 业 .9% .4% 87.1% 90.9% 91.1% 东京都 58.5% 62.1% 36.3% 58.1% 65.9% 近邻县 （神奈川、千叶、埼玉） 31.4% 27.3% 50.8% 32.8% 25.2% 周边地区 （群马、枥木、茨城） 10.1% 10.6% 12.8% 9.2% 8.9% 服务业 商业 不动产业 运输、通信业 金融保险业 来源：李国平等．首都圈——结构、分工与营建战略．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4年，第87页。

由此可见，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产业布局，东京中心城（即一都三县）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而其中较大一部分又集中在了东京都。这也反映出东京一极集中的结构特点。另外，这三大世界城市的产业结构特点表明：高度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后工业化时代世界城市的重要标志。

三、三大世界城市的空间结构演变

（一）英国的发展规划及伦敦的空间结构演变

伦敦城，面积2.6 km，如今仍保持着自中世纪的划分界限；是伦敦的中心商务区（CBD），与纽约市一样，对全球金融业具有相当的领导地位。在大英帝国时代，全世界的金融服务业几乎是由聚集在这一狭窄空间内的大小公司行号所控制。

1、要素集聚与城市化

工业促使英国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许多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由于优越的交通区位、政治和经济等优势，大量人口不断涌入伦敦城，推动伦敦城规模的持续发展，使伦敦最终形成了以集中发展为主的外延型圈层扩展的模式。到20世纪初，内伦敦就聚集了近490万人。这一时期是各种要素大量聚集、向中心城集中的时期，也是伦敦城市化速度

2

最快、城市化进程初步完成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是市场的力量推动了生产要素向城市地区的集中，另一方面，当时英国的“圈地运动”推动失地农民加速流向城市。

2、经济活动扩散与郊区化

人口和产业的大量集中，给伦敦的发展带来了许多问题，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当局的重视，1940年，为解决伦敦人口过于密集成立的“巴罗委员会”提出了“巴罗报告”。该报告指出，产业的集聚效应使伦敦市的工业企业和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必须对这些企业和人口进行疏散。巴罗报告开启了伦敦市向外扩张的历程。

为缓解产业和人口过度集中给伦敦市带来的压力，1944年，艾伯克隆比（Abercrombie）主持编制的《大伦敦规划》正式完成。艾伯克隆比等在规划中构建 “内圈、近郊圈、绿带圈、外圈”的同心圆空间结构，提出了沿现有道路建设“风景干道网络”（network of parkways）的设想。该网络的基本结构为“庭院—公园—风景干道—绿地—城市绿化带”。城市绿化带由绿带环和外围乡村环两部分组成，其中绿带环宽度约为5英里，主要功能是市民提供娱乐休闲的场所；外围乡村环的功能则是保障农业发展。

1965年，大伦敦行政区成立（包含伦敦市与32个伦敦自治市），大伦敦规划重新修编。此次修编试图改变1944年《大伦敦规划》中同心圆封闭布局的空间结构，提出未来大伦敦主要沿东、西南、北三个方向的三条主要交通干道发展，逐步形成长廊地带；以“反磁力吸引力中心”城市（南安普顿－普茨茅斯、纽勃雷和勃莱古雷三处）为终点，布置多个包括居住区级配套服务设施在内的经济综合发展的基地，最终实现中心城及其周边地区经济、人口和城镇的合理布局与均衡发展。

1946年，英国通过了《新城法》；1952年，进一步通过了《新城开发法》。英国建设新城的目标是建设“既能生活又能工作，内部平衡和自足的新城”。“平衡”即总人口和就业人口平衡、各工业岗位种类平衡、各社会阶层比例平衡。“自足”则要求新城拥有齐全的生活设施，在满足居民生活需求的同时，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在二战后的近30年时间里，伦敦先后建设了10个新城，新城在吸引伦敦市人口外迁方面的效果不太显著，但是对于截流外来人口进入中心城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缓解了中心城居住环境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中心城的部分城市功能。

3、中心城的再城市化

随着新城建设的发展与完善，旧城由于生态环境较差、交通阻塞严重、住房成本高昂等原因，加之经济结构升级缓慢，旧城逐渐萎缩与衰落。为了遏制并扭转这一趋势，英国于1976年宣布改变控制与疏散大城市及新城建设的有关。1978年颁布的《内城法》将城市建设的中心从新城转回了旧城，开始了对旧城的改造与保护。1992年发布的《伦敦战略规划》和1994年的《伦敦战略规划建议书》把“强化中心城复兴、重新振兴经济、提高生活质量、构建更具活力的空间结构”作为重点内容，伦敦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则转变为“通过中心城与周边地区相互联动的平衡发展来构建合理的都市区空间结构”

2004年《大伦敦空间发展规划》编制完成。该《规划》将伦敦定位为“一个世界级城市、一个欧洲的龙头城市、英国的首都、英国东南部城市群的核心”。提出要增加中心区特别是活动区（CAZ）的开发强度。把大伦敦划分“有开发机会的地区”、“需要加大开发强度的地区”和“需要进行城市振兴的地区”等。

2004年规划的理念在于：首先，通过实施“强化中心、照顾东部、侧重交通走廊”的空间发展战略强调和鼓励伦敦的增长。其次，针对城市东扩西拓的现象，注重空间的竖向发展，通过提高开发强度、进行再开发和综合性功能开发，使伦敦成为紧凑型城市（Compact City）。最后，在尊重市场、侧重交通、兼顾公平的原则下为确保世界城市的地位实施空间上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重点发展公司和机构集中的中心城（内伦敦）。

（二）纽约都市区的空间结构演变

与伦敦和东京不同，纽约都市区作为由不同州、多个县组成的统计区域，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行政管理部门。其地域范围的划定主要是基于地区间联系的密切程度，目的在于满足统计工作的需要。因此，目前没有关于这一定义下的纽约的空间发展规划和战略部署。都市区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市场自发的力量。纽约都市区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70年之前——经济活动的快速集聚和城市规模的快速膨胀

这一时期，一方面，美国已经开始并迅速推进的工业化吸引了大量的农村人口集聚到城市，纽约市引起交通区位优势、工商业优势等吸引了许多农村人口；另一方面，由于独特的交通区位优势，作为欧洲移民的第一站，吸引了大量移民，1850年，纽约52万人口中的60%是移民，那些年轻又有技术的移民进一步推动了纽约经济的繁荣。这一时期是纽约市（纽约都市区中心城）发展的黄金时期，到1850年，纽约市的人口就已成为仅次于伦敦和巴黎的世界第三大城市。这一时期是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的集聚期，由于城市间的联系较少，都市区内城市呈现出松散分布的状态。

第二阶段：1870年至1950年——郊区化的初步形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工业成为纽约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间路网的不断完善使城郊间的交流更加密切。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日益提高，社会经济逐渐步入工业化后期，非农劳动人口比例迅速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兴产业推动了郊区的迅速成长，开启了纽约市郊区化的历程。据统计，从1900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纽约都市区的人口由550万人增加到1500万人，建成区由363km扩展到2850 km，即3倍的人口却带来了8倍的城市建成区面积。这些新兴郊区多建在通勤铁路沿线和主要道路的交汇处，在都市区内形成串珠状的城镇空间分布格局。

第三阶段：1950年至1990年——快速发展的郊区化和都市区空格局的形成

二战后，随着汽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及和道路建设的发展，纽约市的郊区化摆脱了 5

2

5

王旭. 《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对交通干线的依赖，都市区成面状向外蔓延。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纽约市郊区化的高潮阶段，大量居民为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由市中心迁往郊区，由此开始了城市居住功能的郊区化。随后，科学技术的、知识经济的发展使纽约的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转变，中心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在服务业不断向曼哈顿集中的同时，中心城的部分制造业也在走向了郊区。20世纪60年起，纽约市郊区建起了许多大型购物中心，从此人们不必再为购买生活用品而往返于纽约市和郊区之间，逐渐将居住、工作和生活都迁向了郊区。

但是这种高速、无序的郊区化给郊区带来了低下的土地利用效率，形成了与中心城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观。以住宅为例，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纽约的城市建成区以每年78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外推进，并且密度越来越低。40年代，独户住宅的占地面积—般为0.14英亩，少数大型独户住宅占地约为2英亩；但是到了60年代、80年代，大多数独户住宅的占地面积增至0.5至l英亩，富裕家庭的住宅可达到5英亩或更多。

第四阶段：1990年至今——边缘城市的发展与空间格局的优化

1991年，由Joel Garreau撰写的《边缘城市：新前沿的生活》一书中提出了“边缘城市”的概念，即在原有的城市周边郊区基础上形成的具备就业场所、购物、娱乐等城市功能的新都市。作为郊区化的一个阶段和郊区的一种形态，边缘城市对于缓解中心城人口、就业、资源等多方面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市场自发力量的作用下，随着经济活动（包括人口）的集聚（边缘城市）和扩散（拥挤的中心城），纽约四周有许多边缘城镇，其中包括被视为纽约卧室的长岛以及与纽约市相邻的新泽西州的一些城镇——这也是人们概念中的大纽约地区。

（三）日本的首都圈规划及东京的空间结构演变

为了使东京由“一极集中”走向“多核多圈层”的空间结构，战后初期，日本便开始根据实际情况对首都圈进行规划。东京的空间结构也由此逐渐演变。

1、空间规划整治的基本纲领：《首都圈整治法》

1956年4月，首都圈规划整治的基本法——《首都圈整治法》正式实施，其适应范围为由一都七县构成的首都圈，该法依据不同的地域功能把首都圈划分为城市建成区、近郊整备地带、城市开发区域和近郊绿地保护区等四个区域，并规定了各区域的数量、面积和人口等（见表7-11）。在此以后的首都圈基本规划计划都是在此框架下展开的。

表7-11：首都圈区域划分基本情况 区域划分 区域功能 在防止产业以及人口的过度集中的同时，维持和增进城市功能 防止城市建成区近郊的无序城市化、确保城市区域整治有计划地进行 数量（处） 面积（㎢） 人口 （万人） 城市建成区 近郊整备地带 1 1 959 6734 1331．5 1872．2 近郊绿地保护区 城市开发区域 位于近郊整备地带的绿地，通过对其进行保护来保障和增进居民身心健康 为合理布局首都圈产业和人口提供保障，并向工业城市和居住城市发展 18 19 157 5518 9．3 来源：東京都都市計画局.『都市計画のあらまし』平成15年版

2、与市场的角力：首都圈的五次基本规划

1958年7月，以1975年为目标年的《第一次首都圈基本规划》制定完成。该规划将首都圈分为现有城市区、近郊地带和周边地带。并在现有城区周边设置宽度为10km的绿化带。但是，人口增加和工厂建设引起的地价上涨使得近郊农业不断衰退、农地大量转非，最终使绿化带成为泡影。另外，随着工业企业向千叶、横滨等周边地区扩散，以及规划卫星城的“卧城化（bed town）”，加速了城市中心区功能向大都市圈中心的转变和以此为中心的大都市圈的形成。

鉴于形势需要，尽管第一次规划尚未到期， 1968年10月制定了第二次规划，目标年仍为1975年。该规划适应由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各种功能和人口继续集中的形势，明确提出：第一，提高现有城区的中枢功能，对其进行在开发；第二，以与绿地空间相和谐为前提，在近郊整备地带有计划地开发市街区；第三，在周边开发地区继续建设卫星城市。然而，由于1970年后环境恶化、地价飞涨，加上石油危机爆发等因素，减缓了这一计划的实施速度。

1976年11月，以1985年为目标年的《第三次首都圈基本规划》制定完成。这次规划沿着第二次规划的基本方向，以控制首都圈扩张为基调，计划对首都圈空间结构进行彻底改造。这次规划试图以东京大城市圈（中心城和茨城县南部）为载体，通过中心城周边地区次中心的建设形成多中心空间结构，逐步扭转东京中心区一极化发展趋势。本次规划在功能分区上采取了与第二次规划不同的做法：对中枢功能实施有选择的分散，在东京大城市圈建立多极次中心；严格控制大学等向首都圈的集中；积极推动工业向东京大城市圈以外地区分散。

1986年6月日本制定完成第四次首都圈基本规划，规划目标年为2000年，其基本方向仍然是纠正东京的一极化空间结构：形成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自立都市区，重新构筑“多核多圈型”空间结构。中心城要促进管理、国际交往、科技交流等职能的多核化；周边地区在发展工业、农业的基础上，注重集聚各项职能。为了推动规划目标的实现，推动部分机构迁离东京都，正式建设周边地区的“业务核心城市”。

20世纪80年代末的“空前繁荣”和90年代初“”的崩溃引发了日本经济大萧条。首都圈出现了新情况：空洞化的东京都中心地区，出现大量未利用和低效利用土地，甚至还出现了大量由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带来的闲置土地。刚刚发挥分散作用的“业务核心城市”建设步伐减慢，城市功能重新向中心城集聚。在此形势下，1999年日本制定了《第五次首都圈基本规划》。这一规划的重点仍然是要改造其“一级集中”的空间结构，最

终形成自立、互补、相互联系的“分散型网络结构”。

（四）三大世界城市区空间结构演变的特点分析

1、市场力量是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主要力量

市场自发的集聚力和分散力是城市的空间结构演变的主要力量。市场自发的力量在纽约都市区空间结构演变起着巨大的作用。另外，尽管日本战后实施了多次规划，试图改变“一极”结构，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国土已经从以三大都市区为中心的太平洋沿岸工业地带的“一轴型”转为向东京都“一极型”的空间结构。

2、行政力量能够影响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进程

《大伦敦规划》、《新城法》和《新城开发法》的颁布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工业——城市化给伦敦带来的某些“城市病”问题，加速形成了现有的伦敦都市区的基本格局。圈层式的城市空间结构发展战略、卫星城的建设、反磁力中心的繁荣使伦敦中心城人口得到有效疏散。后来的逆城市化现象以及日益衰落的中心城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内城法的通过、振兴中心城的规划使整个伦敦逐步转向了紧凑型的城市，巩固了伦敦世界城市的地位。

3、行为须遵循市场规律引导并加速城市空间结构演变

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东京都的特殊地位造成了多种城市功能在空间上的大量聚集，最终形成了单一中心的都市区空间结构。尽管日本从二战后就试图改变这一结构，然而，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大约占全国1/4的人口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部分国际金融职能全部集中在东京圈，尤其是面积仅为621平方公里的东京都23个区中。大规模的都市区、“一极集中”的空间结构，在给东京都市区发展带来动力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压力。

4、城市发展的区域性

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影响下，世界城市的空间结构体现出新的特征，即城市发展的区域性。在这样的城市区域空间结构中，中心城是支撑其各类城市职能的高度发达的城市化地区；而周边地区（或郊区）则为其职能的发挥提供了重要支持。这种以中心城为核心、中心城与郊区相互交融、一体化发展的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化高级阶段的产物，是现代城市化的重要特征。

第三节 北京与世界城市空间结构比较

一、北京与世界城市空间结构基本形态比较 （一）行政区划与城市规划演变

西方国家都市区地域范围的划定主要依据周边地区与中心城通勤的联系强度、经济社会发展关联度等，而北京则主要依靠行政区划。北京的行政区划主要经历三个阶段，城市规划也在此过程中不断适应中心城及周边地区的范围也随之发生多次改变。

第一阶段（1949-1958年）：划定市域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政治上为巩固政权、经济和城市建设上为促进发展，北京的辖区范围不断扩大，直到1958年才固定下来。经历了1952年、1956年、1957年和1958年的四次扩界之后，1958年底，北京共增加面积11988km，达到16800 km。随着市域面积的扩大，北京提出了“分散集团式”的空间发展战略，即在中心城为主要发展极的同时，在周边地区规划40多个卫星镇，以形成“子母城”的布局形式。

第二阶段（1959-1996年）：恢复调整期

北京在已划定的地域范围内对部分区县行政区划做了调整，中心城部分要素及功能开始向周边地区转移。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重申了要坚持“分散集团式”布局原则，形成以旧城为核心的中心城地区和相对的10个边缘集团，其间以2千米宽的绿色空间相隔离。1993年颁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明确提出“城市发展要实行‘两个战略转移’的方针，即全市城市发展重点要逐步从市区向广大郊区转移，市区建设要从外延扩展向调整改造转移”。试图通过建设郊区城镇为城市发展开拓新的发展空间，最终提升城市整体竞争力。

第三阶段（1997年至今）：稳步发展期

为顺应改革开放的浪潮、突出北京的首都功能、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北京开展了一系列以撤县设区为主的行政区划调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按照城市功能将北京市域划分为城市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及生态涵养区。2010年6月，北京将原东城区和崇文区行政区域合并、原西城区和宣武区行政区域合并，分别设立了新的东城区和西城区。

至此，北京形成了以东、西城区为中心城，其他区县为周边地区，重点新城分布其间的空间结构。虽然所处制度不同、中心城发展历程不同，但是从都市区发展角度来看，北京都市圈地域构成与三座世界城市的情况非常相近，即以中心城为核心，经过人口与产业的集中、分散、再集中，然后在其周围一定区域内形成与中心城经济、社会关系联系紧密的周边地区，并有次中心分布其中，推动整个都市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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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空间分布比较

北京的人口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在其空间布局上，中心城较郊区虽然面积小，但一直是人口集聚、增长的地区。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中心城的人口从514.8万人增长到803.6万人，增长了56.1%；同期，郊区人口也实现了从3.5万人增长到474.4万人的增长，增长率为21.8%。随着中心城的郊区化以及郊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21世纪初，郊区人口增长率超过了中心城。2009年，郊区人口增长率为42.8%，高于中心城将近八个百分点（参见图7-11）。

1800.01600.01400.01200.0万人1000.0800.0600.0400.0200.00.01980年1990年2000年2009年郊区中心城

图7-11：1980—2009年北京人口数量

来源：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10年。

从人口增长的空间范围来看，伦敦已经从中心城衰落、人口数量下降，郊区人口持续高速增长转向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心城复兴、人口增长率再次超过郊区。纽约的人口增长区也已在2003年从郊区再次转向了中心城，并且一直以1%以下的增长率低速增长。与国外世界城市相比，北京中心城人口仍然在增长，并未出现中心城衰退的迹象。同时，作为新的人口增长主要区域，郊区人口增长率并未大幅超过中心城。而20世纪40年代的伦敦，十年间其郊区人口增长率曾高于中心城人口增长率40个百分点。北京在这方面的差别却只有8%左右（2009年与2000年相比）。2009年，北京中心城人口密度（7821人/km2）仍然远远高于郊区（500人/km2）。

表7-12：北京与世界城市人口布局 北京（2009年） 伦敦（2009年） 纽约（2009年） 东京（2010年） 人口数量（万人） 中心城 1080 306 839 33 郊区 675 469 1068 790 人口密度(人/km2） 中心城 74 9596 6913 2614 郊区 449 3583 660 338 人口增长率 中心城 7.86% 4.70% - 郊区 基准年 34.40% 42.29% 2000年 1.65% 2001年 3.29% 2000年 - - 注：东京郊区群马县和山梨县分别采用2008年和2005年数据。

来源：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10）；Focus on London，2009；美国国家普查局网站；东京都网站。

（三）产业的空间分布比较

在经济产业的空间布局方面，北京与三大世界城市的相同之处在于：一是中心城是整个都市区经济产值与第三产业活动最集中的区域；二是作为现代都市区，第三产业，尤其是以金融和房地产业为主的生产者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有相当大比重。

北京与世界城市的产业空间分布还存在较大差别。首先，北京分布于中心城的生产总值比重远高于世界城市。2009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604亿元，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产值都来自中心城，而纽约的这一比例仅为1/2左右。其次，北京第三产业过度集中于中心

城，郊区三产发展还比较落后。以伦敦为例，第三产业中金融中介及房地产租售业主要分布于内伦敦，而批发零售、运输仓储、建筑业和制造业都以高于内伦敦同行业产值的水平主要分布于外伦敦。与此相比，北京除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郊区的产值高于中心城，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服务业产值，都主要集中于中心城（见图7-12）。最后，由产业布局引发的郊区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相对较低。

另外，尽管北京的产业结构与三大世界城市相似，然而，经济职能的世界影响力还不足。以北京金融街为例，2009年，金融街金融资产占北京的82%，规模接近40万亿元，控制着全国95%的信贷和65%的保险费资金，对国内金融市场具有较强的控制力，然而，对国际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影响则无法与伦敦、纽约相提并论。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教 育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郊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与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心城050010001500亿元

图7-12：2009年北京产业结构

来源：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10年。

二、空间结构演变比较 （一）中心城集聚

在中心城集聚方面，首先，北京与东京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都因首都城市这一特点而在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抢占了先机，形成了政治统治、文化传播和经济发展功能高度集中的都市区中心城，并以此云集了较周边地区更高密度的人口、更高水平的各类组织机构。同样是首都城市的伦敦，其集聚效应更多源于其良好区位带来的便利的交通条件，繁忙的伦敦港成倍放大了伦敦的集聚效应；18世纪就已建成的城市间交通设施打开了各地人口迁入的大门；古老的伦敦地铁成为中心城与周边地区交流的重要通道。

其次，计划经济的遗产也促进了中心城集聚。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原来的一些职能转向市场提供，催生了一批大型及超大型国有企业，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把企业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心城，加上一些民营及外资企业的进入或设立，进一步加速了中心城的集聚。

（二）中心城扩散

随着各种要素的不断积聚，中心城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和影响力也随之逐步扩大。同时，在中心城内部，高密度集聚和空间间矛盾所带来的各种城市问题也促使城市开始向外扩散，开始郊区化。北京的郊区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体现在居住、工业和商业等活动逐步从中心城向郊区扩散。

北京的郊区化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制度方面，1992年，从“三无”到“三有”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使北京土地价格在级差地租效应的作用下呈现出由中心城向周边地区递减的规律。中心城的高地价加速了土地产出率较低的产业与住宅的郊区化。随后，1998年北京开始实行的货币化分房，这使得地价、房价相对较低的郊区变成了购房者的焦点。从而加速了北京居住的郊区化。与此同时，北京“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了北京产业的郊区化。其次，在城市建设方面，在为统筹城市发展而进行的中心城危旧房改造过程中，很多搬迁居民或是响应号召或是享受优惠最终选择了在郊区购置房产。最后，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基础设施，尤其是城市交通的改善降低了郊区的生活和生产成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私家车得以普及，方便了城郊间的通勤；居民居住观念的改变使很多人选择在具有良好居住条件的郊区置业，甚至购买第二套住宅。

从中心城经济活动扩散的动力因素上看，北京的中心城扩散与三大世界城市中心城的扩散类似，都既有市场自发的因素——中心城低价上升、生活成本提高、交通拥堵等造成的集聚不经济，也有的行为——如功能分区和规划、郊区基础设施建设等。

第四节 北京空间结构演变趋势及问题分析

一、北京空间结构演变趋势研判

未来一段时期，北京的空间格局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既集聚又扩散、集聚中有扩散、扩散中有集聚、集聚与扩散相交织的复杂格局。集聚将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北京市域（本章中所说的北京都市区）仍将会吸引大量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除非有严厉的措施；二是中心城区（市内六区）仍将会吸引相当人口以及部分经济活动，经济密度进一步提高；三是周边地区新城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部分新城会逐渐发展成为都市区的次中心。扩散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随着都市区的产业结构升级，部分经济活动向市域外围扩散；二是中心城部分职能和人口向郊区新城转移。随着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与扩散，北京市域外围的部分城市（如廊坊、保定、天津、唐山等）与北京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逐渐形成一

体。

1、都市区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

弗里德曼在《极化发展理论》（1969）中提出，城市（都市区）通常会经历如下四个阶段: ①工业化前少数城市离散分布的阶段；②工业化初期城市核心区与边缘区增长速度差异出现，核心区集聚效应产生，城市“核心—边缘”的单中心结构逐步形成；③工业化成熟阶段，核心区要素流向边缘区，城市从单中心向多中心结构发展；④后工业化时期，城市边缘区高速发展，大规模城市化区域出现，功能上相互关联的城镇体系形成。伦敦、纽约和东京这三大世界城市的发展史基本上印证了弗里德曼的这一思想。

多中心的空间发展战略不仅符合都市区发展的历史进程，更重要的是满足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需求。就城市规模而言，单中心空间结构更适用于小规模城市，而对于由大规模城市孕育而生的世界城市来说，多中心空间结构更利于解决中心城人口过密、城市功能庞杂等问题。世界城市都拥有综合性强、辐射力大、影响全球战略发展的功能，如果这一强大功能只被禁锢在单中心这一狭小的空间中，其能量势必难以增强和释放，或者单中心虽然承担了强大的单一功能，但是其综合性却远远落后于有明确功能分区的多中心空间结构。

北京已经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其人口、产业的空间分布也早已呈现出郊区化趋势，以顺义新城、通州、黄村和良乡为代表的新城吸引了大量人口和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假以时日，规划中的11个新城将会出现北京的副中心。另外，也已认识到单中心的缺陷，《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提出要“逐步改变目前单中心的空间格局，加强外围新城建设，中心城与新城相协调，构筑分工明确的多层次空间结构”。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发展模式是北京增强自身实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世界城市的必由之路。

2、中心城人口、产业继续向外疏散，但未来一段时期不会出现衰落

在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发展模式下，中心城承载都市区的核心功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人口及产业类型。以纽约为例，从其产业结构演进来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功能的转变，制造业逐步撤出中心城，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密集型、高产值的生产者服务业。这一转变在填补就业岗位的同时，大大提升了整个都市区对于人才、技术和资金集聚力，反而增强了中心城核心竞争力和在世界范围内的辐射力。

未来北京中心城的产业结构将继续优化，人口和部分功能将继续向外疏散，从而支撑起多中心的空间结构。但是，与三大世界城市不同的是，北京中心城未来出现衰落的可能性较小，也就是说可能不会经历Klaassen等（1981）提出的“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的发展过程。这是由北京的职能、地位以及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北京中心城是大部分党政军领导机关、邦国使馆、国际组织组驻华机构、科教文卫设施、国家经济决策管理机构的所在地。高层次对外交流活动、大型文体活动以及丰富的信息资源都将在中心城建设进入平稳期后始终保持其活力。这一特殊职能能够使中心城长期保持活力。

另外，尽管目前北京中心城已经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并因此出现交通拥堵、

房价高企等大城市病，然而，由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巨大差异、城乡二元结构以及由此而事实存在的各种“歧视”、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等原因，人口（包括外省市移民）未来一段时期仍会向中心城大量聚集，除非实施严厉的人口规模——这又不利于世界城市的建设。

3、郊区将涌现功能更加完备的新城

对于早在20世纪中叶就开始新城规划的伦敦来说，新城是郊区市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集聚区。以伦敦郊区最南端的自治市克里登为例，它是伦敦人口最多的自治市，人口密度高居全国第13位，是伦敦商业、金融和文化中心之一，其对于娱乐和艺术业发展的贡献几乎相当于整个伦敦。

北京已经对11座新城进行了规划，迈出了以新城建设为依托的多中心空间结构构建的第一步。但是从世界城市郊区新城发展的路径来看，新城已经不再是简单承接中心城部分功能的地区，而是逐步走向产业高端化、功能齐全化、可平衡自身发展需求的郊区的中心。完善的基础设施、合理的人口构成、极具前瞻性的发展规划是建设此类功能完备的新城的基础。

4、都市区的地域范围将突破目前的行政区划

从地域范围来看，北京仅比伦敦都市区面积大、比纽约都市区陆地面积小约1000平方公里。然而，北京市山地面积有10317.5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62%，这些山地几乎都是无法开展较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无法承担中心城功能的扩散。在向世界城市迈进的过程中，中心城承担的功能又过多。作为我们国家的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文化中心，相关机构绝大多数都集中于中心城。另外，世界城市的影响力还需要高端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

作为世界城市的东京，同样承担着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国际交往中心的职能，然而，其都市区面积是北京市的2倍多，其中心城的面积更是北京的10倍多。另外，北京市目前的资源环境（特别是水资源）的承载力几乎达到极限，很难再承担更多的人口及经济活动。简而言之，目前的北京市域范围及这一范围内的资源环境很难承担起世界城市的重负，要实现建成世界城市的目标，需突破现有的行政区划，这也是市场力量自发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北京在优化空间结构、建设世界城市中存在的问题

1、中心城过于密集且承担职能过多，存在“小马拉大车” 的问题

北京与东京在空间结构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即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极集中”的区域空间结构特征。由于社会经济活动、人口和城市职能向中心城过度集中，中心城市的发展面临着巨大压力，20世纪下半叶以来，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城市分工体系的构建使东京走向了更具发展潜力、网络式的空间结构。北京中心城人口和产业的密集程度虽然还比不上东

京都，但由于北京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生态环境承载力低，所以北京面临着比东京更为严峻的空间结构优化问题。这种分布特点既给中心城带来很大的压力，也不利于郊区经济的发展。

目前，北京的绝大部分职能——政治、国际交往、科技文化、生产服务等——都集中在市内六区，这些职能错综交织，聚集在中心城狭窄的地域范围内，既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也影响了各项职能的充分发挥。未来需要疏散中心城部分职能、做好新城与旧城的职能分工，解决“小马拉大车”的问题。

2、郊区新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目前还承担不起构建“多中心空间结构”的职责

三大世界城市的发展表明，新城建设是解决中心城人口和产业过于密集、带动郊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促进都市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北京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意识到郊区发展建设的重要性，并在郊区规划了新城，旨在使北京空间结构发展变得更加具有活力。但是，与三大世界城市的新城相比，目前北京新城的功能相对单一，没有进入与中心城互动发展的阶段，也没有成为解决北京中心城过于密集的有力手段，使得北京至今仍无法摆脱单中心的空间结构，其原因之一在于郊区各新城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从而无法承接中心城的应该向外疏散的部分职能。“新城”变“卧城”，最终导致了更加严重的交通问题。

伦敦在1960年代后建设的第三代新城首先在城市功能和配套设施上进行了大幅改进，新城不再是郊区的居住区，而是通过新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心城的发展，并且大片的预留土地为新城的产业结构升级和持续发展提供了空间保障。纽约人口居住的郊区化使长岛等最初形成功能单一的“睡城”，后来，部分商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外迁使纽约郊区步入了成熟阶段，周边的“卧城”走向了功能齐全的 “边缘城市”。如，新泽西州的爱迪生小镇不仅以78km承载了将近10万的人口，还为儿童成长提供了开阔的绿地空间、优质的教育资源、良好的社会治安和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并于2009年入选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定的“全美最适宜儿童成长的十大地区”。

2

3、城乡二元结构不利于都市区的整体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标志。新中国成立后，种种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无形中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这一落后形态。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城乡间要素流动的阻隔、城乡发展机会比例的失调都使工农业和城乡发展水平严重失衡，由此造成了城乡间关系的严重失调。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也正在探索城乡隔离到城乡统筹的发展之路。虽然北京在改善城乡关系、统筹城乡发展上做了很多努力，但是郊区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服务供给等水平与中心城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发达的中心城，落后的郊区”——在这种分隔的空间结构下，单单凭借中心城力量是无法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的。

郊区作为都市区的副功能区，在提升都市区整体竞争力上起着重要作用。无论是纽约、伦敦还是东京，它们都是在城郊融合、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成为世界城市的。“城郊一体化”并非“城郊一样化”，中心城依然要承担都市区的核心功能、依然要体现都市区的核心

竞争力，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依然是中心城的景观。郊区依然要为中心城服务、为中心城的发展提供各种保障，从而实现都市区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一体化”的是城郊居民和农民在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和生活品质上与中心城市民大致接近。

三、关于北京市城乡空间布局的建议

三大世界城市间空间结构演变表明：作为一个区域整体，世界城市是在经过了“集聚—郊区化—再集聚”的过程后，最终以都市区的形式而存在于当代城市体系的最顶端。中心城是整个都市区人口、第三产业、核心城市职能最密集的地区，发达的经济、成熟的生产者服务业、众多国际知名企业的集聚等是中心城体现世界城市竞争力的所在。相对于中心城来说，周边地区（或郊区）虽然经济活动和人口密度较低，但充足的就业岗位、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加上以“批发零售业、仓储运输业、现代制造业和都市农业”等为主的产业结构，足以使郊区承担起支持中心城发展、都市副功能区的重任。分布在郊区的新城更是加强了城郊间的联动发展，构建起了城郊一体化格局，从而促进了整个都市区的发展。

北京与国外世界城市空间结构的比较表明，北京目前还存在中心城过于密集、世界影响力不足，新城发展相对落后、多中心空间结构尚未形成，城郊一体化进程有待继续推进等问题。借鉴国外世界城市发展经验，未来北京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北京中心城部分功能应适时给予疏散，核心功能要进一步加强，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强化分区发展，使部分职能可以世界范围内形成影响力。通过高端产业功能区的发展来提高北京的影响力：CBD和金融街着重发展对外经济；中关村紧跟新经济，尤其注重低碳经济的发展潮流；经济技术开发区继续探索都市型产业的发展途径；作为新发展起来的功能区，奥林匹克中心区和航空经济区首要任务是尽快产生集聚效应，以适度的规模效应来发挥功能。

其次，北京新城建设应以建设世界城市郊区的中心为目标；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朝着功能完备、产业结构合理的方向发展，最终具备承接中心城被疏散功能的能力，从而建立起北京多中心的空间格局。

最后，针对关系到北京整体协调发展的城乡一体化问题，未来恐怕更多的要在制度层面有所突破。如何通过统一规划在空间布局，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上实现一城乡体化；如何通过进一步完善制度在社会设施供给、社会服务和保障实现城乡一体化；如何通过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实现一体化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将成为未来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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