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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宅一生Pleats Please(我要皱褶)系列 1992年
图2 希腊建筑的“三范柱”
用列柱遮蔽墙壁的光秃,列柱看起来轻松得多,并以垂直的效果——柱上的凹槽更加强了这种效果——打破了光秃秃墙面的单调。他们就如此以立体空间、被支撑和支撑成分的交替,创造了纪念碑建筑表现形式的全音阶。”[1]希腊服装的发展变化,同其建筑“三范柱”交替的时间相吻合。当时运用在服装上的皱褶要体现的也就是这种和谐的立体概念。人们将整幅带有皱褶的布料搭在身上,或系带或打结的固定在身体上,造成褶皱一缕缕下垂的变化效果,与有着竖直凹槽的立柱在阳光下的明暗效果极其相似。有人甚至归纳出了当时服装样式与建筑式样之间的对应关系:“多利安式圆柱有宽阔的凹槽显得浑厚结实,柱头为平面方形。多利安式旗同古服和它极为相似,羊毛衣料厚实的折褶赋予女性稳重的外表,而肩部垂悬的折迭与柱头的效果相同。而爱奥尼亚样式则显得更为轻盈精致。圆柱更为细长,凹槽较多狭窄,柱头的优美双螺旋取自鹦鹉螺的曲线。爱奥尼亚柱式旗同古服选用极薄的亚麻布,它的折褶远比多利安的轻盈流畅,那虚幻的衣袖曲线再现了爱奥尼亚柱头的旋涡。”[2]从面料来讲,古埃及的女性服饰也常用轻薄透明的细麻织物,以较为紧凑的方式包覆于人体,多打有繁复细密的褶裥。褶裥与古希腊服装中自然下垂的褶皱不同,是古埃及人用河水浸湿亚麻布打褶之后在石块的重压下慢慢变干形成的定型的褶皱。三宅的服装运用大量定型褶皱在头、颈、肩部也被塑造成如同柱头一般的螺旋曲线形,服装面料极薄、皱折密且轻盈流畅,偶合了爱奥尼亚柱式的很多元素。
2.“一块布”哲学的共通性
三宅一生曾经提出过“一块布”的哲学,类似理念早在古希腊时期已经出现。古希腊人对服装造型的认识更多停留在对“布”的认识上,他们把一块布叫做帕卜洛斯,裹在身上的东西也叫帕卜洛斯。用一块布裹身的穿衣方法导致了他们的衣对人相当强的依赖性,尽管这些服装没有定型而被认为是具有人类早期服装的原始特征,但是它在审美上所显示出来的“韵律”“自然”“高贵”、“和谐”等高度魅力却是不可抗拒
的。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记叙了当时服装的穿着情况:“所有这些衣服在举手之间就可以脱掉,绝对不裹紧在身上,可以勾出一个体的轮廓;在衣服飘动的时候或者接缝中间会暴露肉体。”[3]三宅一生同样利用了“一块布”的舒适性、无限性,以未来的眼光让衣服拥有更多可变性。
3.数学比例构造美的结构
古代希腊、罗马人将各种数学比例(例如黄金分割率)运用到服装中。西方美学的一个奠基性命题——毕达哥拉斯提出的美学命题:美是数的和谐。他们同样把理想的人体体形视作是匀称形式的标准。“在各指之间,指与手的筋骨之间,手与肘之间,总之,一切部分之间都要见出适当的比例。”[4]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所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5]这样,他们“通过对人的身段的研究来理解和谐原理,于是希腊建筑和希腊服装都成了人体的回声。”[6]
这一时期服装设计中理性的因素加重了。三宅的服装也具有和谐的比例关系,在结构上向古希腊理性标准靠拢。
二、西方主流设计的唯一性与民族服装多样性的对抗
(一) 多民族共性元素的融合
三宅一生偏爱用民族模特来展示服装,他们特有的肤色和具有鲜艳民族色彩的服装显得非常协调。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艺术占主流的20世纪,亚洲、非洲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民族的、本土的文化艺术被边缘化。但是民族化传承的艺术中存在着强大的原始生命力。三宅的服装民族传统从边缘引入了主流。传统的民族形态的事物,除了有各自的差异之外,存在着很多共性。这种共性是对抗着主流的理性化、科学化的事物的,民族形态造物更加关注生命本身。主流设计中科学的已知因素占了主要地位,民族的东西就突出一种未知的神秘,比如说非洲的木雕;主流设计中的元素来源于现实社会,而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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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各种元素大多来源于自然和人本身。
(二) 华人设计中的中国元素1.共同特点
华人设计师更多关注的是具有象征意味的装饰性细节所表达的东方氛围。对于灵感来源,华人设计师萧志美坦白地说,她的创作很多设计灵感与布料源自中国。最特别的莫过于家里的墙饰贴上17世纪的中国手绘丝织品,墙饰底色是精致的古董银,图案是华丽的天堂鸟与牡丹花。王薇薇设计的婚纱和礼服,风格简洁流畅,非常注意服装细节的处理。谭燕玉的设计作品中有不少源自亚洲的裁剪及精细手工。她将中国水墨画,中国国画的留白、写意山水、工笔花鸟、书法的骨架,一并转化成服装符号;同时大量使用丝绸、薄纱、雪纺之类的轻柔质材,并使用刺绣等手段突显东方女性的特色。这些设计师对中国元素的理解,主要从装饰和细节表现一种东方的气氛。
装饰运用于服装古已有之,而中国服装的装饰元素与欧洲相比多了象征意味。中国古代服制形成后,服装的结构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改变的是色彩、图案等服装上的装饰。
2.中国服装轻结构、重纹饰的历史原因
服装在中国古代并不仅仅意味着遮羞或者避寒。由于服饰是被用于祭祀,各部分都代表特殊的意义。《周官繆司服》记载,天子的冕服也有六种,即大裘、衮冕、氅冕、毛冕、希冕、玄冕,用于各种不同的特定场合。天子的玄衣佩有12章纹,《尚书·益稷篇》记载“帝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于五彩,
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7],天子以下诸侯的冕服也因此各有规定,主要也是通过材质、装饰物的数量、图案不同来区别官职和等级。历史上中国对待服装的态度也是很严肃的。古代儒者们也往往把奇装异服的流行看作是一种凶兆,对服装有着种种禁忌。例如《晋书繆五行志》中:“晋武帝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著衣者皆厌腰,此君衰弱,臣放纵之系也。”[8]
这些因素都造成了传统服饰结构上的单一性。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曾经在书中写到“中华文明是高度成熟的文明,但是它的博大性同时也成为其自身转型过程中的阻碍。”[9]中国传统服装中的色彩、纹饰等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丰富完备的体系。但是结构单一,所以引进西方服装的结构是必要的。
三、华人服装设计品牌在国内的推广
根据盖洛普调查公司调查,近年在占中国人口40%的城镇人口中,年收入在5.1万元以上的中高收入家庭已经占到了27%。高收入人群对奢侈品的需求日趋强烈,已经有48%的中高收入家庭在消费时倾向于国外知名品牌。因此我国的设计师可以积极的将自己的服装推向国际,同时使国内消费者认识中国的优秀服装品牌,培养支持国内品牌的消费阶层。
综上,东西方文明的碰触,我们要站在世界的高度来看待。之于服装设计,可以融入西方设计的结构,结合东方的细节。将带有东方性格的设计推向国际,并且培养支持华人设计的中国精英消费群体。∷
注释[1] 张竞琼,蔡毅.中外服装史对览.第1版.上海: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东华大学出版社),2003.46.[2] 张竞琼,蔡毅.中外服装史对览.第1版.上海: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东华大学出版社),2003.46.[3] 张竞琼,蔡毅.中外服装史对览.第1版.上海: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东华大学出版社),2003.45.[4] 张竞琼,蔡毅.中外服装史对览.第1版.上海: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东华大学出版社),2003.44.[5] 张竞琼,蔡毅.中外服装史对览.第1版.上海: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东华大学出版社),2003.45.[6] 张竞琼,蔡毅.中外服装史对览.第1版.上海: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东华大学出版社),2003.45.[7] http://baike.baidu.com/view/466901.htm
[8] 赵超.霓裳羽衣——古代服饰文化.第1版.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19.
[9] (日)狭间直树 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吴光辉 等译.第1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参考文献1 张竞琼,蔡毅.中外服装史对览.第1版.上海: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2003.
2 赵鑫珊.建筑:不可抗拒的艺术——天•地•人•建筑(上、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3 三宅一生.ISSEY MIYAKE East Meets West.东京:株式会社平凡社,1978.4 赵超.霓裳羽衣——古代服饰文化.第1版.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5 (日)狭间直树 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吴光辉 等译.第1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6 廖诗文.艺术家这么说.艺术家,20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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