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时代背景

浅议中岛敦创作《李陵》的时代背景

张杜娟 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430079

关键词：战争 抵抗 时局 政治

摘要：日本作家改编中国传统小说已是在日本文学舞台上常见的事实，关于中国古代人物李陵的故事也被作为中岛敦的遗作于1943年刊发。李陵作为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在中国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也数次出现。正是这一原因，不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研究中岛敦的“中国题材”小说的学者一直有很多。本文从《李陵》的先行研究出发，分析作品中所描述的时代背景与地理环境，来试着探讨作者通过这部作品试图表达的精神主张。

一、中外学者对作品《李陵》的研究

长久以来，对《李陵》的研究以及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历史小说”范围内的考证，即将作品与中国的史实或者史籍记载i相对比相结合来考察作品的独创性。在此基础上，作家中岛敦将自己的观点投射于作品中，表达自己的历史观点和内心活动轨迹。

另外，通过对李陵生命悲剧的描写，中岛敦在自己的作品中，一直在“追求自我存在”这一点，也是研究界的主论调。

再者，通过对文人司马迁、义士苏武以及武将李陵的刻画，将李陵这个介于文人与义士两者之间的的形象凸显出来，李陵代表了文字社会人类的个性，作品描写了在文明开化的社会和无文字社会的夹缝中，来自文字社会的人类应该如何取舍如何生存的状态。

近年，以文艺评论家川村凑为首，一部分学者讲研究的焦点关注到作品当时的社会矛

盾，中日历史问题，殖民地问题上，以中岛敦的汉学素养为出发点，通过中岛敦与中国的联系这一线索，分析中岛敦的文学观以及作者对于上文提到的重要问题的态度。

濑沼茂树在新潮文库版的《李陵·山月记》解说中就提到，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涉及到了自我的丧失和如何发现新的自我，在二战中抱恙的中岛敦也将自己的感情附注在里面”，揭示出《李陵》与二战之间的关系。从《李陵》创作阶段的社会状况和社会背景来考虑，这部作品与其他战时文学作品相比，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姿态，以特别的手法隐秘的揭示了当时的政治状况和时代背景。

二、《李陵》背后的时代背景

从1933年9月，中岛敦发表了他的处女座《斗南先生》，到1942年作者早逝，中岛敦的文学创作生涯也正好是在战争环境之下的。20世纪的日本文学，特别是昭和时代前期，无论如何都无法让人忽视的一段时期就是1931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日本战败这一段时期的日本文坛了。也就是说，中岛敦在这一段充满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环境中，既没有宣扬战争，也没有反抗战争，以远离战争和政治的姿态，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进行文学创作。

在中岛敦去世之前所作的杂文《章鱼木之下》中，作者这样说到：“担心自己创作的东西缺乏时局性而勉强硬要加上一些附庸当局拥护国家政治色彩的话，显得十分可笑。靠创作战争文学来吃饭的人不在少数”，而作者自身还是更加主张“作为战争时代的一个个体，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去践行国家倡导的那些政治行为。”也就是说，在二战时期，中岛敦以自己固有的姿态表现出对“战争”的抵抗。这种姿态，通过书写和记录，以及中岛敦特色的文学作品的方式表达出来。在这样激荡的年代中，作者是不可能创造出一篇完全与时局毫无关系的文学作品来的。

故事发生在中国汉代漠北的匈奴地带，和汉武帝时期的朝廷两个场所，作者通过平行线式的叙事方式将故事在两个地点对照性的展开。作者之所以这样设置故事发生的场景和人物，一定是有他的必然性的。作者通过三个主要人物不同的命运轨迹，来表现出“匈奴”与“汉”的纷争。在历史长河中，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原地区与边境各少数名族的冲突时有发生，中岛敦特意选择了“匈奴地带”来展开故事情节，也是有他的必然性所在。“匈奴”在古代中国，被指为“西戎北狄”，在中原成长的李陵到了草原地带后，如何生存成为中岛敦创作意识中想要探寻的问题。

中岛敦的出生地在中国东北的大连市，直到中学四年级以前，都一直跟随他的伯父，著名的汉学家中岛端生活在那里，即便如此，中岛端为什么会把创作题材放到“匈奴”这个对于日本人来说很遥远的部族上，也是值得寻味的。

《李陵》见刊时间是在1943年，原本作者将这部小说命名为《漠北悲歌》，待他去世后，好友深田久弥发现这篇文章并发表在杂志《文学界》上，为了不带入自己的主观感受，深田久弥将小说题目改为比较客观的《李陵》。可以推测，小说创作的时间应该是比1943年要早一些的。这个创作时间，正是中日关系紧张，日本大肆宣扬国粹主义精神的时候。同样，中岛敦在24岁时也创作了一篇以中国北方地区为场景的故事《北方行》，在这部作品中“描述了1920年代动荡的中国，勾画了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种种纠葛与纷争”ii，这样说起来，《北方行》可以被当做是《李陵》的铺垫和前言。

从作品的人物刻画描写来看，《李陵》生动表现了战争发生时，一个国家处于不同阶层（统治者、前线士兵、、敌方统治者、百姓等）的人的行为动态和心理活动。其中也有作者对主要角色的评价和看法，比如对汉武帝作者就认为“武帝决不是个庸碌的君王”，但“要武帝把话一讲出口，尽管明知是出自任性和不合理，他也要求绝对地服从和执行”，而朝廷大多数也是“没有一个人肯承担触犯圣怒的风险去替李陵辩护说话，他们

都极口谩骂李陵的行为，说什么一想到从前跟李陵这样的变节分予并肩供职朝廷就羞傀得无地自容”，司马迁却在这时挺身而出“毫不含糊地称赞了李陵”，虽然没有直接描述主人公，但是使得故事背景显得更加丰富。

《李陵》创作和发表的时间，正是大多数日本国民盲目相信胜利就在眼前，对军国主义持狂热态度的时候，日本当局也颁布了各种禁令和法令，极度国民的言论和行动自由，日本全国上下除英语一种混乱无秩序的状态，鼓吹国策战争文学的当局于1941年公布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令》来控制国民的思想行动。在这种背景下，中岛敦仍旧执笔勤于写作，以一种看似不关心的姿态来对应狂热激进的时局，可谓是一种特别的反抗姿态。

在《李陵》之后，同样以《史记》为原型武田泰淳创作的小说《司马迁》发表，武田的《司马迁》相较李陵而言，更具有政治性与时代联动性，因为武田泰淳恰好是在上海事变之后回国，目睹了上海周边地区在战争中牺牲的中国人的惨状，并创作了这部评传。而中岛敦并没有亲身经历战火，也不属于附庸时局的中日文化协会，只是用自己独特的笔调通过对三个主人公的描写来表达自己对战争的看法，这一点放在战争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来看，也是非常独特和清丽的存在了。

i 相关史籍包括：《汉书》（李陵传）、《史记》、《文选》等。 ii 日 菅野正昭 《中岛敦展 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