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_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另一向度

JOURNALOFHUNANUNIVERSITYOFCOMMERCE

Vol.18NO.3Jun.2011

商业化：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另一向度

彭文忠

（湖南商学院文学院，湖南长沙410205）

摘

要：商业化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在资本、市场以及现代传媒的作用下，有效地实现了文学生产机制的现代化，并相应

影响了文学的价值机制和美学机制的现代化。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学的商业化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另一向度，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长的突出表征之一。

关键词：商业化；文学现代化；世俗化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107(2011)03-0109-06

Commercialization:AnotherDimensionofChinese

LiteratureModernizationin20thCentury

PENGWen-zhong

(SchoolofChineseLiterature,HunanUniversityofCommerce,ChangshaHunan410205)

Abstract：Undertheinfluenceofcapital,marketandmodernmedia,itiscommercializationthathaseffectivelymodernizedtheproducingmechanismofthe20thcenturyChineseliteratureandinfluenceditsvalueandaestheticmechanisms.Inasense,themodernizationofChineseliteraturestandsforanotherdimensionofitsmodernization,thusaprotrudingfeatureofthegrowingmodernismofChineseliterature.

Keywords：commercialization;modernizationofliterature;secularization

所谓文学的“商业化”，简而言之是指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遵循商业运作法则，文学作品商品化。中国文学的“商业化”是自晚清以来文学在整个社会现代化背景下出现的一种转型趋向，在20世纪几经沉浮，在90年代达到高潮。长期以来因传统文化心理影响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文学的商业化倾向多被妖魔化处理，成为媚俗、粗鄙化的代名词，被视为一种反现代性的存在。其实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有机地”发生在来自经济、来自政治，来自文化精英、来自市民大众等不同的文化力量的冲突和合作过程中；商业化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在资本、市场以及现代传媒的作用下，有效地实现了文学生产机制的现代化，并相应影响了文学的价值机制和美学机制的现代化。商业化与文学的审美化、意识形态化等

其他现代化的向度相辅相成，交织发展，深刻影响了其后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追求的历史和文学的整体面貌。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学的商业化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另一向度，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长的突出表征之一。

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与现代文化市场的初步创建

文学创作以物化形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早已有之（如明清时期的书肆），但商品意识在作家创作中普遍萌现，大批作家用领取稿酬的办法直接介入文学生产这一商业性活动，市场的需要成为其创作的主要动力，却始于晚清。这一文学的商业化倾向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有着不解之缘。陈平原先生在谈及小

收稿日期：2011－04－1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二十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研究》（项目编号：10BZW102）。湖南省教育厅课题《经济视角下的世纪之交

商界小说研究》。作者简介：彭文忠（1971—），女，湖南冷水江人，文学硕士，湖南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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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界的发生发展，以及晚清小说完成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过渡与其商业化倾向之关系，有这样的分析：“除了都市文化心理的形成以及市民价值观念的凝定这些小说发展的‘常数’外，晚清还有政治思潮的激荡以及新教育的发展这两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在所有制约、规范着新小说发展趋向的文化因素中，最重要的当推小说的商品化倾向。”①

确实，洋务运动后中国的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工业的兴办、商业社会崛起，中国城市随现代化进程迅速发展，现代大都市的兴建并初具规模，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并逐渐成为城市主体和消费主体，他们闲暇时间的文化生活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精神消费市场。值得注意的是，晚清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输入中国，使传统的用手工雕版印刷向用机器大规模活字印刷转变，具有“现代”意义的印刷出版机构得以出现；印刷能力的扩大打开了更大的文化生产空间，促成了以报纸、期刊为主的中国现代传播媒介的迅速生成。以1911年为例，该年全国报纸、杂志发展到500多家，期刊多达700余种，报纸的年销量达4000万份。②新闻出版的蓬兴都为晚清新小说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清末的文艺报纸杂志，有出于启蒙，有基于经济利益，或两者兼具，而竞相开辟小说专栏，即有译述，也有创作，在小说作者、读者、出版商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下，使得当时的小说数量，几达空前”。③据陈平原先生的统计：1902-1916年间，我国可以见到的文艺期刊有57种，其中小说期刊所占的比重最大，至于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如晚清四大小说期刊《新小说》、《绣像小说》、《月）在1902~1917年间就有27月小说》及《小说林》

种，开创了我国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文艺期刊时代。现代性的文化工业推动了现代出版报刊业的发展，为新文学的繁荣提供了一种现代性的传播媒体和物质载体，一个介于国家和社会的“准公共空间”，供作家进行小说翻译、模仿和创造，为现代化的文化市场的开拓与成型提供了有力的准备，一个新型的文化市场开始创建。

现代报刊业兴隆，除了“开启民智”这一巨大社会效益，其商业化操作还派生出稿费这一新生事物：1902年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在创刊号上刊登了“本社征文启”，第一次明确制定了发表小说的稿酬标准“自著本甲等，每千字酬金四元；同乙等同三元；丙等二元；丁等一元五角；译本甲等每千字酬金二元五角；乙等一元六角；丙等一元二角。”各小说杂志纷纷效法。1910年，清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大清著作权律》，意味着文化市场被纳入法制轨道，稿

费与著作权得到法律保护，从大环境上保障了职业作家的生存。

稿酬制的确立标志着小说家的职业化（“文学商），发达的图书出版业，丰厚的稿酬，使文品生产者”

学建立在商业化的经济基础之上，从此以后，商品意识开始介入小说家的创作过程。“在1917年‘文学’之前至少二十年，都市文学刊物——民众文学的一种半现代化的形式———已经为日后从事新文动的人们建立起市场和读者群。这些杂志的编辑和作者如痴如狂地撰写文章，大笔大笔地赚取稿酬。他们的作品所获得的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文学能够成为一种”④文学创作的商品化，使的、能够赚钱的职业。

得原来只能或仕或幕的文人有新的就业渠道，有了别样的人生选择，客观上培养了中国第一批依靠报纸杂志、读者市场和稿酬谋生的职业作家。他们摆脱了千百年来中国文人走惯的老路，经济上不再依附朝廷或的俸禄，故其文学创作可以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相对而言拥有一定的自由生存空间，成为中国第一代自由知识分子。

“鸳鸯蝴蝶派”是当时商业化倾向最为浓郁的创作流派。“与现代观念比较起来，鸳鸯蝴蝶派对现代文学发生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现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建设上”。⑤从文学生产过程来看，鸳蝴派小说已具有文学生产的三个现代性因素：职业作家、市场、消费者。鸳蝴派作家如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等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职业作家，他们由于当时科举制度的废除而不能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又不得不考虑生计问题，因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便只能靠写作来谋生；其创作贴近社会、尊重市场，故而拥有大量的市民读者。鸳鸯蝴蝶派又是中国最早利用现代传媒创作文学的作家：当时众多的出版社、书店、报纸、杂志、期刊等传媒构成了文学产品得以流通的文化“公共空间”。鸳派职业化制作的小说就是通过这一文化“公共空间”实现了消费。后来登上文坛的新文学作家们延续的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们最早尝试的职业作家机制，这一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特征之一。

商业化在促进文学生产机制现代化的途程中，除了连带着使鸳派小说的生产方式开始告别“古典”中国，而鸳鸯蝴蝶派作为十分贴近市场、有着强烈的读者意识的作家，他们没有“”新文学作家那样具有文学改革的自觉性和理论性，但是他们善于吸收市场能够接受的新鲜事物。当时大量的外国翻译小说（如《茶花女》）进入中国，带来了全新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观念，并在读者中风行一时。也是为适应读者的新需求，鸳鸯蝴蝶派积极从外国翻译小说中吸收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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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要素，促使着中国传统小说模式发生转型，也使得鸳鸯蝴蝶派小说具有了一些现代色彩。如在其叙事视角由传统小说的全知型转向为半知型（第一人称），甚至尝试第三人称的写作（如周瘦鹃的《檐下》、徐卓呆的《石佛》等）；鸳鸯蝴蝶派作家自觉进行白话创作；在调整小说的时空布局上也做出了一些努力，如采用倒叙的方法叙述情节如“梦境”和“小序”。也是因为面对市民读者获得知识、了解时事和宣泄情感等新需求，鸳鸯蝴蝶派作品的内容也与古典型的小说拉开了距离：或认作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源起的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实际就是上海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最初的文学记录，他笔下初具现代化雏形的上海滩多元、多变、祛魅，充满世俗气息，古典世界的单纯、秩序，以及对先验理念的膜拜信仰不复存在；徐枕亚的《玉梨魂》则以充满同情赞颂的笔调，塑造了一个不能克制七情六欲，在爱情与礼教中彷徨徘徊，最终被迫自杀的寡妇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宣扬改良礼教。爱情开始成为人物展示自己内心世界，抒发玉自己情感，表现自我意识蒙胧觉醒的一种方式。《梨魂》正好切合当时市民读者追求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的心理，故风行一时，明初言情小说作家竞相仿效，形成“言情小说”、尤其是以悲剧结局的“哀情小说”产销热。这些小说中有不少作品追求婚姻自由，要求改良礼教，显示出一种蒙胧的“人”的意识的觉醒，且开始触及到人的灵魂被封建宗法制压抑扭曲，人的精神被毒害问题，无疑为以后新文学“吃人的封建礼教”做了铺垫。凡此种种，说明中国文学开始步入一个与现代化初级形态相适应的“现代型小说”的时代。

显然，中国文学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晚清社会在“西洋”入侵过程中所引入的“市场”、“技术”等等新的条件，而由此带来的文学商业化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学现代生产机制的建设，还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场域”，在其中不同于旧式文人的职业作者群体和不同于传统的消遣娱乐和读书取仕的读者群体得以产生，从而为具有“现代”性质的思想和文化大转型的到来培养了新的广阔的社会文化基础。

二、30年代上海工商业的繁荣与文学的多元共生新文学十年是人的启蒙、文学的启蒙的十年。“”先驱们以知识分子同仁刊物、文化社团、大学校园等为依托，立足于现代启蒙思想，对“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茅盾语）“鸳鸯蝴蝶派”进行了猛烈抨击（今天看

来二者之间的冲突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内在冲突）。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商业化文学退出了中国主导的文学价值体系，但在资本、商品化的支配下继续发展。20年代末，随着新文学中心南移，以“海派”代表文学的商业化传统又开始成为影响现代文学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且在30年代迅速发展成为可以与“京派”为人生的文学传统并置，成为影响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范式之一。

30年代文学是在一个与之不同的“文学场”中揭开序幕并持续发展的。这个新的“文学场”的中心就是上海。20年代末上海已成为全国经济最繁华的城市，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商贸中心、交通通讯中心和工业中心。经济繁荣带来了劳动力的大量需求，造成了上海人口的急剧膨胀，1931年上海人口超过330万，早已跻身为亚洲第一大都会。上海经济的发展为上海提供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职员阶层，他们和老板、经理、教师和学生一起成为现代出版物的主要消费者。与其文化消费需求相适应，书报业蓬勃发展。比如说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主办、编辑的各种杂志与小报以及大报副刊，仅上海一地就达340种。特别是在民间财团或私人的资助下，出版发行、报业以及同人刊物各显神通，在市场规律的调节下，尽其所能地抢占文化资源，出现了商务印书馆、现代书局、良友图书公司以及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颇有名气的出版发行商；文学期刊更是不可胜数，报纸副刊如《申报·自由谈》等发展进入高峰期。

自20年代末始，为了政治及经济的原因，大批知识分子（如鲁迅、茅盾、蒋光慈、徐志摩、巴金、刘呐鸥、闻一多、沈从文、胡也频、丁玲和冯雪峰等）不约而同地向上海集结。上海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加上原来植根于上海的通俗文学作家，各种文学流派共存于上海：“既有探索国计民生的宏大叙事的主流文学，也有追求艺术品位的唯艺术文学，有供市民休闲消遣的通俗文学。”⑥现代文学的一些重语丝》、《现代评论》等纷纷迁移到要文学期刊如《

上海；曾聚集着大批新文学知识分子，在新文学出版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北新书局亦政治原因迁移到了上海。但无论雅俗，无论是知识分子同仁刊物（如《语》），还是商业性的通俗文学期刊（如《小说世界》、丝

《红玫瑰》），无论为启蒙、为赢利，都必须面对上海这一庞大的现代文化消费市场。旷新年对20年代末的上海文坛做了这样的描述：“1928年杂志和报纸与大众的结合带来了政治化和商业化这种文学生产的新的变化。在这里，文学似乎不可避免地与‘’文学断裂，转变成为大规模的意识形态与商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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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成为一种运作的力量。”⑦所以，处于同一营销体系内的各方都使出浑身解数扩大影响，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市场竞争促使新文学和通俗文学求新求变，给30年代文学的发展增添了活力。

面对市场，新文学阵营开始反思过去对市场、对读者需求的忽略。“左联”从1930年到1934年开展了三次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三次讨论的重心，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左翼文学如何满足大众需求而打败通俗文学以赢得更多的读者、占有更大的市场。30年代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广大民众尤其是激进青年迫切要求了解中国严峻的社会现实，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基于这一普遍的社会心理，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成为30年代新文学作家们的文学选择。而为满足公众和青年们对文学的阅读需求，《太阳月刊》、《文化批判》、《奔流》、《拓荒者》、《萌芽》等纷纷创刊。文学不但得到许多杂志的青睐，也成为出版市场的流行读物。如由于蒋光慈所创作的“新兴文学”迎合和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心理，因此，他的作品刚刚出冲出版就会迅速再版，一年之内能够重印好几次。《云围的月亮》出版当年就重版6次。图书市场的热销更为文学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股潮流所及之处，带来了财源滚滚，使得许多其他文学杂志眼热之余也纷纷转变办刊方向，以谈文学、登载文学为时尚：《泰东》月刊的第1卷第8期上刊出“九期刷新征文启事”，声称“本刊从下期起，决计一变过去芜杂柔弱的现象，重新获得我们的新生命”，“代表无产阶级苦具体做法是“尽量登载并且征求”、

痛的作品”、“代表时代反抗精神的作品”和“代表新；而且要使旧势力的冲突及其支配下现象的作品”

“个人主义的，温情的，享乐的，厌世的”作品“绝迹于本刊”，于是第9期上就刊出了钱杏邨、冯乃超等作家的作品。“加恋爱”的小说风行一时，使得以创作“三角恋爱小说”著称的张资平也对“普罗文学”热心起来，开始转换方向创作了《柘榴花》、明珠与黑炭》、《长途》等普罗小说。在新感觉派最有《

代表性的作家穆时英的《咱们的世界》、《狱啸》、《南北》等作品中，亦可明显地感受到左翼的化思维极

的存在。可见，书报市场的热销也是文学热的主要动力之一。

1929年，加大了文化监控的力度，面对的“文化围剿”，进步人士采取了一定的对策：许多左翼的书刊，今天被禁了，明天换了个名称又出版。而敌人越是禁，读者越要看，由于市场看好，因此虽被当局查禁，出版商依然为了自身的利益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在销售，同时盗版书商为利益驱动也勇

于冒险（尤其表现在民间投机性的商业活动中）。面对巨大的商机，政治的监控也显得有些无奈。在三十年代国统区的文化之下，凭借商业化之力，左翼作家赢得了相对较为宽裕的自由空间；同样，中国现代文学的很多作家们在政治高压下能够做到人格的相对，也多得益于他们创作的市场化的保障。

30年代的上海商业化因素影响了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不仅是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及通俗文学等的盛行都与此有密切的关系。30年代兴起的新感觉派文学是在上海商业化的文化土壤里开出的奇葩。新感觉派的产生于由新型读者构成的上海文化市场，30年代随着上海文化环境的改变，现代都市中出现了受过新式教育的白领读者，包括洋行、银行、海关、邮政、铁路的职员和大中学校师生，这些读者的文化程度在中学以上，由于身处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身上也带着上海求新求异的市民习气，不满足仅仅读张资平，文学趣味比较洋化。穆时英的“上海狐步舞”，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都紧扣现代都市文化脉搏，传达出都市人灵魂的喧哗和骚动。无论是他们笔下注重个人意识的张扬的新潮人物，还是人物活动的时尚空间（如夜总会、歌舞厅、跑马场、电影院），带给读者的都是一种相当新潮的生活方式，给读者以新鲜与刺激；新感觉派在艺术上追求某种先锋性，其切入都市的角度，心理的象征性，新鲜大胆的用语与表达方式，某种程度上正好满足了读者特别是都市青年读者求新求异的心理。

尽管常常受到新文学阵营的打击，但通俗文学凭借对市场和读者需求的了解及自我调适，顽强地生存下来。新文学中心迁到上海，对原植根于上海市场体系内的通俗文学形成巨大的挑战。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通俗文学开始了艰辛而又努力的自我调适。这时期的通俗文学创作在注重娱乐、消遣的同时，积极向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学习，不断提高自身品位，从语言形式到思想观念到叙事方法反过来由“俗”及“雅”，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完成了从古代通俗文学向现代通俗文学的过渡与转变。30年代的通俗文学实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都成为现代言情小说的经典；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则成为集武侠小说大成之作。对于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小说的变更，瞿秋白认为，“很简单的：这是市场上商品流通的公律，没有人要的货色，‘自然而然’的消灭不见，退出市场。”“并不是他们赞成废除文言的原则上的主张，而是他们受着市场的支配：白话小说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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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一天天地好起来，文言的一天天的坏下去。”⑧瞿秋白的这段分析体现了消费者需求带来文学上的创造力。这个时期老牌商业性刊物像《红玫瑰》、《小说世》、《紫罗兰》都根据市场需求进行革新，确立了自界

己的个性风格，如《紫罗兰》发展出时尚叙事方式，《红玫瑰》面向底层读者，始终坚持的“东方特产的文艺路线”，《小说世界》则以“图像西方”在市场独具魅力，它们的文学尝试对于新文学也是一种补充。

在30年代成熟的市场下，以救国救民为己任、高举大旗的左翼文学，承接鸳鸯蝴蝶派供市民休闲消遣的通俗文学，以及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文学（如新感觉派）等多元共生，且文学流派和文学论争极为繁杂，共同构成了30年代上海文坛的喧嚣风景。30年代文学的现代品格的获得、雅俗并存的格局以及其多样性、丰富性，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市场和商业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商业化倾向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

三、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语境下中国文学的世俗化与现代化

从建国初期到70年代末，中国的商业经历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商业，并进而发展成高度集中的计划商业的过程。高度单一化的计划经济的建立，使中国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发展到极致，文学的商业化由于失去现实的支撑（资本、市场）而暂退出历史舞台。审美化的文学观也基本被清除，文学观念被高度一体化于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单向度，这种单向度的文学观念到“”十年则得到最极端的发展。

“”结束以后，中国社会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经济改革的决定》，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体经济改革从1985年起全面展开，已停顿很久的资本这一现代社会的发动机在中国重新慢慢启动。而90年代以来市场机制的全面推行，资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加强，随着市场取代政治成为社会主要的运作模式，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一元化统治被打破，一体化的文学生产机制被瓦解，中国文学开始呈现出更加符合文学特质的多元化开放化格局。

随着20世纪90年代商业大潮的到来，中国文学以空前的热情和规模进入现代化———世俗化的跑道，世俗化成为在相当长一个时段里主导文学生产方式和审美心态的时代精神。且不说以电子传媒为主要载体的通俗文学产销的高涨，在所谓的纯文学创作领域，

王朔率先推出消解崇高、解构权威、调侃神圣的“痞，紧随其后的是新写实小说还原生活的原生子文学”

态书写，先锋作家的世俗化转型；曾在20世纪80年代表精英文化的主流作家如王蒙、刘心武等在世俗化的潮流中也主动调整姿态，公开宣称“躲避崇高”和“面向俗世”；而新生代作家和晚生代作家的私人写作、欲望写作一时成为文化市场上的主流；“下半身诗歌”将目光直接对准感性身体；散文界则是闲适散文、小女子散文盛行。在文学研究领域，在“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下，张爱玲、沈从文等以前受到传统左翼叙事和启蒙主义叙事压抑的作家作品纷纷被挖掘出来；范伯群等一批学者关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性和入史问题”的提出；而海外学者（如王德威、李欧梵等）对于晚清的鸳鸯蝴蝶派、1930年代上海文学的现代性解读，使这种以欲望———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文学现象成为一种与传统左翼文学史叙事、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并立的文学史叙事。由此可以看出，文学世俗化已经成为市场经济语境下非常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现象。

从西方社会文化发展历史来看，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就是世俗化进程。而现代化作为一种全球化的社会演进趋势，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全面世俗化。在西方学术界，世俗化是与宗教相对的一个概念范畴；而就中国这种缺乏宗教背景的现代化进程而言，这种具有现代意义的世俗化意味着对政治集权文化，即“准宗教性的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王权和官方意识形态”⑨的反抗与消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个人的日常生活诉求的肯定，对个人的世俗化欲求的认可。

应当说早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中就有鸳鸯蝴蝶派文学对现代平民社会的肯定，对等级制和神圣感的戏仿和摈弃；40年代张爱玲笔下写出了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的“凡人”（张爱玲语）的日常生活中的残缺和伤痛。这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学的另一种现代性叙事传统。但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启蒙话语和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先后占据现代性话语的主流，这种对世俗生活的书写处于被压制、被忽视的地位（如以鸳蝴派为代表通俗文学长期在现代文学史中缺席）。文学逐渐远离世俗生活，而与某种神圣精神相联系。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世俗化背后，是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下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基本形成与世俗性欲望的合法性被认可，作为现代化重要指标的世俗化成为一个长时段的时代主题。作家纷纷调整自己的文化姿态，走向世俗成为市场经济语境下许多作家的自觉文化选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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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以来的日常叙事传统被重续且大规模推进，世俗生活的感性成分与欲望诉求得到肯定，彼岸的终极价值被搁置，传统的审美主流“崇高”、“神圣”等逐渐淡出。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城市化进程和全球化浪潮共同对中国文化格局的重铸与改造，大众文化冲破了主流文化的压制和精英文化的蔑视而迅速崛起、勃然兴盛，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迅速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每个领域，并彻底解除了日常生活对非日常生活的依赖性，将日常生活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泥淖中出来，但日常生活转身又陷入消费的陷阱。随着资本逻辑向文化的无限扩张和殖民，文学商业化进程迅速升级，文学“策划”异军突起，文学畅销书机制来势迅猛，影视媒体对传统文学书写强力渗透，“纯文学”举步维艰。90年代以来的文学在借助商业的力量使得日常生活逐渐摆脱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取得价值和意义，以欲望、享乐、趣味、温情等内容构成的世俗百姓的日常生活在文学中得以还原，文学与大众的隔膜被拆除，极大地促进了艺术的平民化与民主化，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但世俗化文学思潮中愈演愈烈的形而下“欲望叙事”所呈现的粗鄙化和反文化倾向，令人堪忧。

邵燕君在分析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时借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有如下精彩的论述：“‘文学场’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场所。每一种文学标准的背后都有一种文学力量，它们或是政治的，或是经济的，或来自文学精英，或来自大众读者。每一种占据主导的文学力量都会把有利于自己的文学标准强加给全体。一个相对健康的‘文学场’应该是各种力量对比的适度均衡。”⑩文学的商业化更多地意味着为文学场中带来来自经济场的力量、来自大众读者的力量，与来自政治场的力量、来自文学精英的力量相抗衡，以维持“文学场”健康发展。应当说长期以来我们的传统文学史观中对来自经济场的力量、来自大众读者的力量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影响多有忽视，谈及市民社会与商业文化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时多持贬义（从对鸳蝴派的批判到90年代以来

文学的“商业陷阱”说）。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学力量的独尊带来的都是文学场的倾斜，50-70年代政治意识形态下文学的“一体化”，以及市场转型时期消费主义文化的强力侵蚀导致当代文学出现由世俗化走向粗鄙化的倾向，都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或是政治的，或是经济的，或来自文学精英，或来自大众读者的各种文学力量你争我夺，此消彼长，它们对媒体话语权与文学正统合法性地位的争夺，推动了而且深刻影响了其后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追求的历史和文学的整体面貌。而在其中，商业化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另一向度，是我们20世纪文学史叙事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继续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向前发展的新世纪文学必须正视和重视的影响因素。注释：

—清末民初小说研究》，①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6页。2005年版，

《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②张静庐，1957年版，第250页。

《清末小说与社会政治变迁》，大安出版社，③赖芳伶，1994年版，第页。

《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第④李欧梵，2000年版，180-181页。

《“鸳鸯蝴蝶派”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中国现代文⑤汤哲声，

学研究丛刊，第1期。2006年，

《上海现代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⑥王文英，1999年版，第5页。

《1928：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⑦旷新年，1998年版，第19页。

《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节录.鸳鸯蝴蝶研究资料·上⑧瞿秋白，

卷·史料部分》，魏绍昌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6~第17页。

《世俗时代文艺的消遣娱乐性》，文艺争鸣，⑨陶东风，1996年3期。

《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⑩邵燕君，

转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301页。2003年版，

（责任编辑：周小红）